88岁的霍懋征老师，在2010年春节即将来临的时候，悄悄离别了人世。
　 从1943年踏上小学讲坛，霍老师就再也没有离开过这个平凡的岗位。
     60年的漫漫岁月里，有幸福，有快乐，有辛劳，有伤痛，但霍老师没有动摇过，没有退缩过。她始终怀揣着一颗博爱的心，牵着一茬又一茬孩子的手，默默而坚定地行走着。
     60年的耕耘，60年的实践，60年的奉献，霍老师创造了一个又一个教育的奇迹。她自己，也成为一道动人的风景，被无数后来者追随着、仰慕着、学习着。
     让我们以安静的心，静静聆听霍老师生前的讲述。
     一个丰富而博大、美丽而诚挚的爱的世界，在等待着我们去探索，去感悟，去发现……

母亲与学生亲密无间的关系，以及母亲由此而得到的愉快和幸福，令我激动，使我向往……

    我是在一个教师家庭中成长起来的。
    我的母亲孙文景是一名深受学生敬爱的中学教师。父亲赴美留学，回国后离弃了这个家。我们4个孩子靠母亲教书为生。我是老大，知道母亲的不易，尽力为她分担忧困，做家务，照看弟弟、妹妹。只要我能干的，我都抢着干。俗话说，穷人的孩子早当家。贫寒的家境使我养成了爱劳动、关心体贴他人的品质。
    在成长的过程中我感受极深的，是母亲的爱生之情。
    80年代初，我曾去济南讲学，在我儿时住家的附近，我遇到一位似曾相识的老大娘。她知道我是孙文景的女儿后，激动地哭了。她说：“我找了多少年呀！一直得不到孙老师的消息。我一辈子都忘不了她对我的恩情。我小时候因家穷做了别人的童养媳，是孙老师给了我读书受教育的机会。那时，孙老师生活困难，还为我交学杂费，买书买本，像对自己的孩子一样照顾我。”
    还有一次，我在北京师范大学遇到了张天麟教授夫妇，他们非常激动地忆起济南“五卅惨案”的前夜，他们因参加学生运动遭到敌人追捕，危难之时，是母亲把他们藏了起来，并且每天偷偷地给他们送饭，为他们传送信息，最终帮助他们脱离了险境。后来我才知道，母亲很早就投身于进步学生运动。济南“五卅惨案”后，母亲是赴北平和南京请愿团中唯一的女代表。
    母亲对教育工作的热忱和与学生亲密无间的关系，以及母亲由此而得到的愉快和幸福，令我激动，使我向往。从那时起，在我幼小的心灵中，播下了热爱教师工作的种子。
    1932年，我11岁，随母亲迁居北平。1939年，我考入北京师范大学数理系。我之所以选择师范专业，一方面是受母亲的影响，另一方面也是因为家境困难。上师范大学学费便宜，可以减轻母亲的负担。我十分珍惜进入大学学习的机会，刻苦努力地学习，多次获得奖学金。1943年的毕业典礼上，我身着学士服，头戴学士帽，心情异常激动。北师大准备让我留校教书，但我坚决要求到小学工作。因为我喜欢小孩子，更重要的是我认为小学教育是一个人一生最重要的教育。基础打好了，才能盖起高楼大厦。我愿做打基础的工作。校领导终于批准了我的要求，于是，我满怀喜悦地来到了北京师范大学第二附属小学（现在的北京第二实验小学），走上了小学教师的岗位并从此为之奋斗。

不愿教我，我就偷着学。有时我抱着作业本，偷偷地蹲到其他班的窗下，一边批改作业一边听老师在教室里如何讲课……

    初上讲台的我没有经验，遇到过很多的困难，常常面对窘境不知所措。那时不要说怎样让孩子们爱听、爱学，就连如何组织教学，让学生能安静地听讲，我都办不到。
    旧社会，教师之间从不共同备课，研究教学。上课前，顶多是同年级教师“碰碰头”，说说课上该讲什么，就各自走进了教室。我总是硬着头皮去问，可往往得不到真实的回答。有一件事，至今仍深深地印在脑子里。那时，学校每周六上午都要分年级由学生登台表演。下周该我们年级学生表演了。在这个星期的第一天，我向一位老教师请教该怎样组织学生准备表演。他一笑，说：“我还没考虑呢。”到了周三，我又向他请教时，还是这句话。我思忖着：排不出节目大概也无妨。到了周六，各班学生都上台表演，只有我教的班没有学生表演，我受到了领导的批评。教训使我变聪明了，不愿教我，我就偷着学。平时，我细心观察，从同年级组老师们的言谈话语中琢磨门道。有时我抱着作业本，偷偷地蹲到其他班的窗下，一边批改作业一边听老师在教室里如何讲课，如何组织学生的活动。渐渐地我的工作有了起色，常常受到家长、老师们的表扬。
    1949年10月1日，我荣幸地参加了新中国诞生的开国大典。那天，当我听到毛主席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的声音，看到五星红旗冉冉升起的时候，激动万分，暗下决心“一定要做一个新中国的好教师”。
    解放后，学校领导开始重视教师的学习和提高，组织教师钻研业务，学习政治。请苏联专家到学校来指导工作。校领导还多次请专家听我的课，课后由专家评议。这一切使我大开眼界，开始懂得了“五段教学法”，学会了采用“五级分”等凯洛夫教育学中的教学原则。当时，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的同志到我校试用新编小学代数教材，由我在班上试验，专家们亲自指导我的教学工作。我十分珍惜这个难得的机会，严格地要求自己，努力学习和实践，终于使我的教学水平有了明显的提高。50年代，可以说是形成我的教学风格与特点，奠定我应有的各种素质的重要时期。
    我不但承担了语文、数学教学和班主任工作，还担负着教研组长工作。当时，我经常组织年级组的老师一同研究教材，方法是先由一位教师试讲，课后一块儿评议，提出修改意见，再由一位教师主讲，大家参与评议，最后，由我来示范和总结。经过不断探索与改革，逐渐形成了一套有效的以讲为主、以读为辅的“讲读法”语文教学法。这一方法充分地调动了学生学习的积极性。我教的那个班每学期语、数两科考试，大多数学生都能取得优异成绩。有时数学考试成绩能达到全班人人都得满分。平时，学生们经常是一周无错题，毕业时的考试平均成绩达到了98.7分。
    我的成绩多次得到政府的表彰，《光明日报》《北京日报》《人民教育》等报刊上都介绍了我的事迹和教学经验，经常有全国各地的教师来京听我的课，霍懋征的名字已为广大教师所熟悉。
    我本着数量要多、速度要快、质量要高、负担要轻的目标，把着眼点放在学生能力的培养上……
    1966年6月，史无前例的“文革”开始了，我被打成了“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老伴儿是中学的数学特级教师，被打成了反革命，也和我一样，天天挨批斗，不能回家。几个孩子丢在家里无人照管。一天，我被造反派押送回家，万没想到，祸从天降。13岁的儿子被人用刀扎死，躺在血泊中。15岁的小女儿吓傻了，痴呆呆地立在门口。家里的东西被抄，屋里院里遍地狼藉……天啊！我勤奋工作，每天起早贪黑，几十年如一日，何罪之有？为什么要遭此劫难？我想不通，一百个想不通！我草草料理了儿子的后事，来不及给女儿治病，就又被押进了“牛棚”，一直被关押了一年零九个月。在这苦难的时光中，我在精神上和肉体上虽然受到了种种折磨，但我始终没有动摇做一名优秀小学教师的信心。我坚信，总有一天我会重返教学岗位。
    这一天终于盼来了。1978年4月我重新回到实验二小。这时我已经56周岁，上级领导任命我为副校长，又选我为全国政协委员，担任政协文教组副组长等职。工作虽然忙了一些，但我是老师，一定不能离开课堂，所以，我坚决要求给我排课。
    学校考虑到当时语文教学中严重存在的“少慢差费”的情况，希望我能探讨一下这个问题。
    我选了一个普通三年级班来做实验。开学第一课教《愚公移山》（节选），用的还是老办法，整整花了五个课时。可是，当我向学生了解学习情况时，学生向我提了许多问题，有的说：“什么是路线呀？”有的说：“真有上帝吗？上帝在哪儿？”有的说：“老师，神仙是什么样？他能把山搬走吗？”我听了心里非常难过，教了半天，学生的注意力还停在这些问题上，语文教学“少慢差费”的局面怎么才能改变呢？我认真总结了失败的教训，认识到主要是没有按照三年级小学生认识事物的规律和其他方面的实际情况去教，照搬过去教高年级的老办法行不通了。
    我认识到，所谓解放思想，对于有一定经验的同志来说，最重要也是最不容易的，就是要从老经验中解放出来，从已经形成习惯的旧思想、旧方法中解放出来。
    我对比了国外发达国家小学语文的阅读量，分析了加大阅读量与提高语文水平的关系。前苏联小学生用三个月的时间解决识字问题，三个月后读的《祖国语言》课本，里面多数是名家名篇。我们有些家庭教育比较好的孩子，6岁半就能读《青春之歌》……可见孩子们的潜力有多大。能否挖掘孩子的潜力，关键在于教学是否得法。于是，我本着数量要多、速度要快、质量要高、负担要轻的目标，把着眼点放在学生能力的培养上。
    经过一段时间的努力，我终于摸到了一些规律性的东西，逐步从三课时、两课时教一课书，到一课时教一课书，两课时教三课书，三课时教六课书。三年级第一学期我教了95篇课文。四年级第二学期我只用七周时间教完了北京教材的全部课文，以后又补充了42篇课文。学生负担不重，每天的作业最多不超过30分钟，基本上做到了当堂内容当堂消化，听、说、读、写能力提高很快。这个实验班的学生毕业时参加北京市最后一次统考，成绩名列前茅。
    这个班的教改试验，吸引了很多老师。我上课时，总有人听课，听课的人多时达到上千人，少时也要有几个徒弟。当时我不仅带着本校、本市的徒弟，还带着外省市派来的徒弟。他们从早跟到晚，参加我的备课、上课、批改作业、跟学生谈话、组织学生活动，甚至和家长谈话，他们也列席参加。这倒成了我不断克服各种困难、努力教改的动力。
    教育教学活动是教师与学生的双边活动，必须重视学生的参与。我一向主张让学生参与教育教学的每一项活动。有一段时间，学生们的作业错字多了。为此，我找来小干部商量办法，决定成立“错别字病院”。于是，在学生中产生了“院长”、“副院长”和“医生”，决定先对全体同学的学习进行“体检”，然后，请“重病号”住院治疗，请“轻病号”门诊医治。体检后，“医务工作者”还给“病号”家长发了诊断书。一份诊断书是这样写的：“亲爱的家长：您好。最近我班同学作业本中的错别字多了。我班成立了错别字病院。报告您一个好的消息，您的孩子×××当选为“院长”。向您表示祝贺，并请您帮助她做好工作。”另一份诊断书写道：“……告诉您一个不太好的消息，您的孩子×××得了‘重病’，需要‘住院治疗’。请您不要着急，他会很快痊愈的……”结果，本想用两周解决的问题，在学生的共同参与下，只用了一周就解决了。从此，学生的习作中，几乎消灭了错别字现象。

没有爱就没有教育

    没有爱就没有教育。要教育好每个学生，就要爱每个学生。有些年轻的朋友问我：“霍老师，您对每个学生都爱吗？淘气包，您爱吗？学习很差的学生您爱吗？总跟您捣乱的学生您爱吗？”我真诚地告诉他们：“我在几十年的教育生涯中，什么样的学生都遇到过。我爱他们每一个人，他们也爱我。我从来没有体罚过一个学生，也从没向他们动过气，发过火。更没有对他们失去过信心。我和学生平等相处，爱他们，尊重他们，帮助他们解决渴望解决的一切问题。他们也爱我，尊重我。我知道：在老师面前，没有不可教育或教育不好的学生。”
    我班上曾有一个非常调皮的男孩，整天胡说乱叫，不学习，不做作业，常常大闹课堂。老师们拿他没办法，说他朽木不可雕。我想：他只是个12岁的孩子啊，会教育好的。从家访中，我了解到他平日里缺乏良好的家庭教育，在社会上又沾染了一些坏毛病。此时，他母亲要去农村干校，父亲又要到外地演出，家长正发愁无人照管他。我就对他的家长说：“把孩子交给我，你们放心地走吧。”家长惊喜不已。
    之后的一段时间里，我和这孩子吃住在一起，上下班骑车带着他同来同往。他有遗尿的毛病，常把被褥尿得一塌糊涂，我从不埋怨他，他把被褥尿湿了，我就给他洗干烤干；他再尿湿了，我再为他洗干烤干。通过仔细观察，我发现他对音乐感兴趣，就让他和我的女儿一起学弹钢琴。发现他不爱看书却有较强的好奇心，我就经常给他讲故事，讲到吸引人的地方就故意停下来不讲。他急着知道下文，只好向我借书看。看到这，我心中欢喜，常常借讲故事启发他，帮助他。
    一天晚上，我和他一边吃饭一边聊着。我问他：“最近表现怎么样？”“还不够好”。“你还挺谦虚的呢，和过去比你还真有进步了。”他的脸上露出了掩饰不住的喜悦。我趁热打铁，对他说：“你进步的地方很多，比如……你还可以做得更好，比如……”听着听着，他嘴里的饭咽不下去了，两眼看着我，喃喃地说：“霍老师，你对我真好。比我爸爸、妈妈还好。您总是耐心地给我讲故事，教我好好学习，从来没在同学们面前给我难看。我以后一定好好改我的毛病……”
    几个月过去了，这孩子天天在变化，他不再调皮，按时写作业，学习成绩也有了进步。小学毕业时，他已是一个不错的学生了。后来，他参了军，又考上了部队文工团。我曾应邀到部队观看他的演出。看到他一表人材，表演得很精彩，我心里甭提有多高兴了。
    有一天，我接到了一个电话，电话里传来激动的声音：“我可找到您了。您就是我的亲娘啊！”我一下愣住了，怎么回事啊？我忙问：“您是不是打错电话了？”“没错，霍老师，您就是我的亲娘，没有您也不会有我的今天。”“那您贵姓？”“我姓何，是何永山。”原来是我们班当年的“淘气鬼”。
    何永山已经留了两年级，上课的时候，随便说话喊叫是家常便饭，课下还经常欺负同学，谁都拿他没有办法。
　　　　一次开校务会的时候，我听说学校准备把他送到工读学校去，我急了，连忙找校长说：“您把这个孩子交给我吧。”校长说：“这可不行，我可不能让这孩子影响你们的优秀班集体。”“请您相信我，看看我们班是否有力量来改变何永山。”在我的恳请下，校长终于同意我把何永山领走了。
    因为两次留级，何永山比其他同学都大，而且身高体壮有力气。我就从这方面做文章，一天，我对他说：“永山，你当个组长吧。挑上三个同学，再加上老师，咱们五个人负责打扫班里的卫生区怎么样？”何永山没想到自己还能当小组长，而且还能领导老师，先是一愣，然后大声说：“行！”从第二天早上开始，何永山每天总是第一个到校给大家准备好笤帚、簸箕，干得非常认真。有一天早上，他扛着一把长把笤帚兴冲冲地走到我跟前说：“老师，您用这把笤帚扫吧。我发现您的腰有毛病，您用这把笤帚扫地就不用弯腰了。”我心里热乎乎的，孩子会关心别人了，就有希望了。
    一天，我看见何永山站在学校鼓号队旁边比画着敲大鼓，眼里流露出羡慕的神色。因为他不是少先队员，所以根本没有加入鼓号队的资格，只能眼巴巴地看着。我马上就去找大队辅导员，说：“你看何永山那么大的个子，打大鼓最合适了。而且通过少先队这个集体也能帮助他进步。”大队辅导员不敢肯定，只说：“那就试试看吧。”结果，何永山非常遵守鼓号队的纪律。那年“六一”儿童节活动，我特意给何永山买了白衬衫、蓝短裤。这一天，何永山第一次在全校同学面前受到了大队辅导员的表扬。
    活动之后，何永山抱着白衬衫、蓝短裤送还给我。我说：“这衣服是老师送给你的，拿回家去吧。你今天很漂亮，只是脖子上少一样东西。”没等我说完，何永山仰起脸说：“我知道，我还没有红领巾呢！”何永山进步了，课上不随便说话了，课下也不胡闹了。不久，他真的加入了少年先锋队。

终生无悔

    1999年春节，已经50多岁的30多名毕业生，邀我在一个俱乐部团聚。我给他们每人带去了一张照片。这张照片是我于1998年10月在海拔4000米的长河边挥舞长鞭，骑着牦牛拍照的。照片的后面，是彭清一教授为我写的一首打油诗：“人生七十古来稀，骑上牦牛变十七。挥手扬鞭千重意，晚辈我等要牢记。”我看到学生们高兴地伸出一双双大手来接我的照片，感慨万分，激动不已。深深地感到做一名小学教师的幸福。
    我对他们说：“同学们，45年前，你们每人每天伸出两只小手，让我检查卫生。45年后的今天，你们伸着两只大手来接我的照片。你们的大手为党和人民在各自的工作岗位上，做出了优异的成绩……我拥有了你们，深感自己是世界上最富有的人、最幸福的人。”这些毕业生中有人曾这样对记者说：“我们班的同学没有做过什么大事，但是，有一点可以肯定，就是我们当中没有一个人做过对不起党和人民的事。是霍老师为我们打好了做人的基础。”听后，我感到莫大的欣慰。
    1998年，我虽然退休离开了朝夕相处的讲台，但是，我没有停下脚步，又以热爱学生的心去爱青年教师们，忙着为青年教师做计划，搞讲座，听课、评课，帮助他们备课……女儿多次提醒我说：“您什么都可以忘，就是不要忘了您的年龄。”而我却因自己已是耄耋之人，才更有紧迫感。说也奇怪，我年轻的时候，患有多种致命的疾病，现在年高了，这些病倒逃得无影无踪了。记得70年代末，我患有冠心病。在参加全国第一次教育工作会议住会期间，我睡在宾馆里不敢关门，生怕自己夜间犯病死在屋里无人知道。80年代时我得了乳腺癌，动了手术，后来，腰椎也出了问题，行走很不方便。双臂又因肩肘发炎而伸不直……真可谓满身是病。可是，只要一干起工作来，我就有使不完的劲。我外出作报告时，大家经常说：“您快80岁的人了，居然还能一气讲上3个小时，太让人难以置信了。”散会后大家纷纷问我：“您为什么身体这么好？”其实，原因只有一条，就是心情愉快，就是知足常乐。
    回顾自己走过的近60年的艰难历程，我没有做过一件惊天动地的大事，做的只是一些平凡的工作，党和政府却给了我极大的荣誉。1981年，北京市政府把“全国优秀教育世家”的光荣匾送到我家。1993年12月18日，在人民大会堂为我举办了从教50周年的纪念活动。一次次的新年团拜会上，江泽民主席、李鹏委员长、李岚清副总理与我亲切握手交谈。温家宝总理也在教师节专程来看我……这一切使我激动不已，我要在自己的有生之年加倍努力，报答党和人民对我的培养。
    （本版稿件根据《我一生的追求》《一代师表》《语文教育就是塑造人的教育》《中国著名特级教师教学思想录·小学语文卷》等书以及有关媒体报道整理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