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下与未来

    我虽然是中师毕业，但令我成为一名优秀教师的那些关键性思想、品质、技巧等，许多并不是师范教育教给我的。

    中师三年，我踢足球、画画、练字、玩摇滚，没有把大量精力用在考分和拿奖学金上，一直处于自己喜欢的自由学习状态。

    那时候，我对生物课很感兴趣，喜欢跟着教生物的郑老师到植物园种花，或是上山捉蝴蝶。郑老师说：“捉一只蝴蝶，考试时可以抵2分，如果捉住特别漂亮的蝴蝶，可以抵10分！”于是，我们满山找蝴蝶，帮助老师做标本抵分数。毕业之后，同学们聚在一起时，“谁捉的蝴蝶多”成了我们怀旧的话题。

    令人奇怪的是，我们班那些考试分数不高，去捉蝴蝶的、画画的、听摇滚的、踢足球的、看电影的“家伙”，后来的教育教学成就和影响力普遍超过那些在校期间成绩很优秀的同学，许多都成了出色的教师。我们不免感慨：实践再次证明，各行各业的出色人才与他们在学校时的考试成绩是否优秀没有必然的因果关系。我们发现，在学校教师苦心孤诣教给学生的那些自认为很重要的知识，其实并没有那么重要，而教育往往会呈现出一种“无心插柳柳成荫”的戏剧性效果。

    这让我不得不思考：我们认为的重要或不重要，其背后的评判依据是什么？是依当下的教育评价机制而言，还是真正指向学生的终身发展需要？除了关注当下，我们是否还要有着眼学生未来的视野和淡定的心？也许教育评价的大环境还没有根本改变，但是我相信，改变是一种必然的趋势。教育最终着眼的一定是人的终身发展，是人生的意义与生命质量的提升，是人能否更有尊严、更幸福地活着。

    我们关注当下，不仅仅只是为了当下，更要站在学生的未来看当下，那是因为我们希望从当下看到学生的未来。教师要经常问自己：未来有多少学生会因为我们富有远见的教育而发生积极变化？基于这样的理解，教师要始终站在未来的角度看当下的教育，为学生未来的发展寻找另一种可能。

    以“野长”的方式

    乡村教师的成长其实有其独特的优势，这种优势表现在哪里？就是在可以用一种看似不太规矩的方式工作和生活，或者叫“野长”。这种存在方式，让教师有比较放松的状态。在工作初期，一名教师在这样自由和放松的状态中，有思考、实践和创新的空间，就能不受约束地实践自己的教育主张，也不用担心会因此而招来批评。

    客观地讲，今天的教育生态人工设计的意味太浓，学校、班级、课程都有很鲜明的设计痕迹。我们很少让教师和学生在一种可以不设计的状态下自由生长。其实，好教育不是教育行政部门坐在办公室开会讨论规划出来的，好学校不是教育行政官员管出来的，好教师不是多少场教师培训会培训出来的。好教育、好学校、好教师是在自由、民主、尊重、开放、包容的教育土壤与氛围中自主成长起来的。

    独立、自由、民主、开放、包容是教育最基本的理念！

    身心放松的人才最有可能把工作做得有创意。回顾自己在农村的从教经历，我得到一个启发：当教师不能太刻板，有的时候还得很会“玩”，不仅自己会“玩”，还要会领着孩子们一起玩。智慧地玩出教育的魅力，这也是好教师必备的一种品质。

    有点儿“恶搞”精神的教师，往往是幽默、活泼、富有生活情趣的教师，他们更愿意和孩子们待在一起，深受儿童喜欢。他们没有太多框架的限制，更容易打破惯例创造性地开展教育教学工作。

    而现在，刚毕业就进入名校的教师一般都要受到许多严格规定的限制，美其名曰“前三年重在塑造一个教师的规范性”，诸如“青蓝工程”“师徒结对”等，给新教师提出许多严格的规范要求，要求几年内快速成长、出成绩。这样的模式固然不错，但我们需要冷静思考的是：给新教师定出规范和提出要求的同时，是不是也牺牲了他们自由思考和个性成长的空间？不留空间或是空间很有限的规范，会不会限制新教师独立教育主张的形成？

    只有给教师适度自由成长的空间，才能生长出一个个学生喜欢、充满教育热情与特色的个性教师。

    光辉岁月

    我曾经写过一篇关于教师专业成长的随笔《摇滚·广告·登山——我专业成长的三个非典型性因素》。摇滚、广告和登山确实对我个人的专业成长影响非常大，我把这样的影响定义为教师成长的非典型性因素。

    在许多人眼中，摇滚乐是叛逆的象征，这在很大程度上源自对摇滚乐的误解。

    我第一次接触摇滚乐是初中一年级，在一个同学的哥哥那里听到了香港Beyond乐队的专辑《光辉岁月》，深深被它吸引，后来知道这首歌是写给为了种族平等与自由而战斗一生的曼德拉先生。随着对摇滚乐了解的增进，独立、民主、自由、平等、人权、尊严等概念也随着这些歌曲渐渐深入我的精神世界，而这些恰恰丰富了我的教育价值观。

    一个教师的教育价值观是如何形成的？这是教师职业成长最应该被追问的话题。我的教育价值观的形成和摇滚乐以及摇滚精神有着重大关联。

    1988年，《光辉岁月》的旋律、歌词以及整张专辑所表达的民主与自由思想，代表了我们那个年代年轻人的心声。

    后来知道了崔健，第一次听到《一无所有》，让人血脉贲张。崔健如横空出世，比Beyond 给我带来更大的听觉和心灵上的冲击力。之后接触了唐朝乐队和黑豹乐队，知道了两位杰出的主唱丁武和窦唯。后来的10多年中，我搜罗了国内几乎所有能找到的摇滚歌手和乐队的作品，包括西方的猫王、披头士、平克·弗洛伊德、滚石、克来普顿、迈克尔·杰克逊、U2 等。

    摇滚乐留给我最宝贵的影响是它所代表的人格独立、自由平等思想和批判性思维方式，以及对社会理性而富有激情的表达。摇滚乐也契合了我内心深处的某种叛逆性，而这种性格和摇滚乐又很吻合。宁静的乡村之夜，边阅读代表时代改革声音的《南方周末》，边听摇滚乐是最般配的一种结合。

    成为“越读者”

    小时候在山区长大，基本上没有条件阅读课外书。初中时，我开始对地理、历史，尤其是军事产生了浓厚兴趣，读了一些有关第二次世界大战和朝鲜战争方面的书籍。

    读中师的时候开始狂读武侠小说，金庸、梁羽生、古龙等人的作品通读了一遍，后来我曾经用金庸的方式表达我的教学探索路径：从无为到无剑——我的课堂教学探究之路，颇能启发听众。

    真正的阅读，其实是到农村当教师开始的。那时，空闲时间多，开始是因为无聊，为打发时间而读书。精心读的第一本书是路遥的《平凡的世界》，孙少平、孙少安兄弟出生在艰苦的地方，他们历经生活磨砺，但从不放弃对生活的希望。我身处社会底层，对他们的苦难感同身受。

    后来，这本书我又重读了好几遍。深夜在那个偏僻山村小学的宿舍里，潜心阅读路遥的作品，激励自己在农村好好工作和生活，相信未来总会有希望。我还想了许多办法弄到了路遥所有的作品，逐一细细品读，从此慢慢养成了阅读的习惯。接着，我有了定期到书店淘书的习惯，开始看贾平凹、梁晓声、余华、王朔、王蒙等作家的书。

    关于阅读，我不得不说《南方周末》 《南风窗》《方法》这三份纸媒对我的影响。1995 年，我的一个好友去了浙江大学读书，有一次他在给我的信里提到《南方周末》这份报纸非常好，让我想办法订阅。

    到今天我都深深记得《南方周末》主编江艺平在1999 年《新年献词》中的两句话：“让无力者有力，让悲观者前行！”“总有一种力量让我们泪流满面！”

    那个时候的《南方周末》激进而理性，又充满温情。他们正义的声音总能进入人的内心，击中人们最柔软的那部分，引发我的强烈共鸣。《方法》杂志的撰稿人都是那个时代的思想者，雷颐、茅于轼、吴敬琏等，他们是坚定而理性的改革派。

    当我的阅读面越来越宽，就越来越发现自己的知识太匮乏，观念太落后，思维太肤浅。我经常感慨：自己懂的真是太少了，原来还有这么多知识我不知道，原来还有这样的观点和视角，原来还有人这样思考问题……1997年，我接触到林达的书，对我产生了较大影响。

    我读林达的第一本书是《近距离看美国之一：历史深处的忧虑》，然后又读了《近距离看美国之二：总统是靠不住的》，可谓惊叹！正是这两本书从根本上奠定了我的基本价值观——民主、自由、平等、独立、尊严、理性的价值追寻。之后，我把林达一系列的书籍全部读完了。

    如果说摇滚乐为我开启了民主与自由思想的大门，那么悦读林达是我对民主与自由思想的深入建构过程。而且，我的思维方式慢慢从“愤青”走向理性与宽容。从此，民主、自由、平等等价值观以及理性辩证的思维方式开始主导我的思想，而这些对我后来的教育教学研究起到了重要作用。

    实际上，我很少读纯粹的教育类书籍，读得更多的是无关教育的书籍。有一年我在杭州参加一个教师专业发展分享会，我提出教师阅读的“章鱼论”。教师的阅读应该像章鱼一样，触及这个社会的不同领域，政治、经济、文化、宗教、哲学、艺术，要看不同领域的书籍，做一个“越读者”，这样才能建立起多元而综合的知识结构体系。而这样的教师，视野一定会更宽广，更能触类旁通，无疑更能胜任教师的工作。

    一个教师的专业成长，最关键的其实不是教学技巧的习得，而是理性成熟的价值观和思维方式的形成。如果说，要促进教师的专业成长只做一件事情，那我会毫不犹豫地说：让教师去读书吧！而现在，阅读已经成为我生命中最重要的事情，成为生活的一种习惯。我的办公室，家里的床头、书房、卫生间、餐桌、沙发上一定有书，随手抓来就可以读。出门在外，我的背包里始终会带着一本书，见缝插针有时间就读书，每年能读五六十本书。

    灵魂导师

    这么多年在藏区行走，有一个深刻的感觉——雪山是人类最好的灵魂导师之一！

    对人类来说，高山不仅仅有外在的雄伟，它还是灵魂的台阶，是宗教的源头。站在寂静、辽阔、苍凉无边的高山之上，静观风起云涌，喧嚣的灵魂能得到短暂的宁静，我们开始思考生命的真谛，并寻找通往未来的更远旅程，这就是山对人的启示。

    我曾经在一座座圣山脚下驻足，久久仰望，感叹雪山的神奇与深邃。我总觉得，雪山与教育之间其实有着某种灵魂般的关联。倘若一位教师能像一座雪山那样矗立在天地之间，他就会变得伟岸而从容不迫，他的教学就会变得越发厚重、精致、灵动、大气！

    带着这份感悟从珠峰回来，2007年我上了两节有关抗日战争题材的公开课，所有听过课的同行都说：从那节课开始，我的课堂教学与以前相比，显然更加淡定、精致、大气。这种课堂气质的变化从哪里来？只有我清楚，那是源于在珠峰那些日子里的感悟与精神提炼。

    人生如课，像圣山一样矗立，默默无语，无须证明。课能如此，人能如此，这是我们教育人一辈子不懈努力所追求的境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