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01月10日 星期三
政府把校长考评的工作交给第三方,考评结果直接与校长的绩效、评奖等切身利益相关,找不了关系、造不了假,校长们会“买账”吗?
考评校长,第三方“动真格”了
本报记者 黄 浩

    在一座拥有150万人的农业大县,各种关系盘根错节,从前的诸多教育改革要么失败,要么广受争议,如今将关系校长钱袋子的考核评价交由第三方机构,这项改革的胜算能有多少?

    似乎胜率不大。但是,改革诚然有风险,不改革却无异于“温水煮青蛙”。湖北省监利县素以改革闻名,若干年前,该县的“教育卡”改革曾在全国激起一阵波澜。而今,他们正在探索的第三方考评校长的改革,也走在了经济薄弱县的前列。

    这一次,他们能一举成功吗?

    考评组又来了

    期末将近,又到了一年一度的校长考核时间。监利县分盐小学校长李名军看见湖北阳光教育研究院的一行人走到校门口,不由得心里一咯噔。

    倒是研究院聘请的专家、华中科技大学附属中学原校长段丽华率先伸出了手,李名军礼节性地握了握,脸上虽笑,肚里却是五味杂陈。

    怎么又是这几个人?李名军想起了2016年的冬天,他们便是这样来到学校,拉着学生、教师分组座谈,填写问卷,查阅档案,东转西看,忙活了大半天,后来向县教育局反馈了学校一年的发展状况。

    正是这份反馈报告,让李名军感觉窝囊。最为明显的一点是,2016年的绩效工资下发后,李名军发现自己的所得比普通教师还要少。李名军私底下问了问同镇的另一名学校校长,得知别人的年底绩效竟是自己的三倍。

    分析来去,李名军咬定问题肯定出在教师座谈与问卷调查上。2016年,作为上任不久的校长,李名军对教师的管理颇为严格。他认为,这一点可能引发了教师的不满,导致教师报复性打低分。

    监利县分盐镇教管组原助理魏达中同样认为这个结果“不正常”。他悄悄向县教体局局长赵更生发了条短信:感觉李名军挺扎实,会不会搞错了?赵更生很快给了他回复:你来县里看一看。

    魏达中一早就跑到了县教体局,赵更生向他出具了由湖北阳光教育研究院提供的“第三方评价量化数据表”。上面显示,分盐小学2016年成绩突出,但问题也很明显,尤其是“缺乏系统的文化建设”“教研教改推进效果不好”等。各项指标得分如何,问题在哪儿,一目了然。

    让魏达中诧异的是,李名军所担心的“教师打分低”的现象根本就不存在。相反,教师对李名军的评价普遍颇高,此项得分超过其他学校。

    “其实校长带领班子成员将分盐小学校貌翻新,变化很大,教师都很认可。但校长自主办学意识不强,教师年龄老化,素质普遍偏低,教学质量不高,这也是问题。”段丽华后来表示,得分低只是因为2016年分盐小学在校园文化建设以及教学中的问题比较突出。

    在翔实的数据面前,李名军的心结也渐渐打开。他心里也清楚,许多教师连电脑都不会用,班班通虽然配齐了,但他们只会开机关机,学校教研这部分的分值能高吗?

    2017年末,段丽华等人再次来到了分盐小学。这一次,李名军的得分会是怎样?

    沉疴待解

    其实,监利县的中小学校长都有一个相同的感受:不论考评结果如何,与从前相比,这两年的考评“不太一样”了,变得更公正、更专业。

    毋庸回避,在一座拥有150万人口的传统农业大县,人情关系、利益关联曾经深深地困扰着监利县教育的发展。校长考评关乎校长个人的钱包问题,一直以来也争议漫天。

    “从前的考评,虽然也有座谈调查等环节,但‘走过场’居多。”一名校长说。县教体局编写的一份记录监利县教育改革发展纪实的材料中反映,每到考评前期,就有校长来县教体局四处打听诸如“是哪个考评组来我们学校考评”等内部消息,以便“搞好关系”。

    “你认识我,我认识你,谁也拉不开情面打低分。考评期间,拿上几条好烟,摆上一桌好酒,基本上就算敷衍过去了。”一位县教体局工作人员向记者透露,若干年前,为了给自己熟悉的校长争取“优秀”,有的局领导甚至在最终确定优秀校长人选的会上争论不休。为了平衡各方关系,校长绩效发放最终还要“结构化平均”,以免引发更大的争端。

    这种教育行政部门既当裁判员又当运动员的评价模式,带来的结果自然是缺乏公信力,缺乏说服力,缺乏制约力。

    “让行政部门来评价校长,思路与方法都是行政管理中的旧思维,显然不利于校长创新思维的发挥。”赵更生曾经毫不容情地说,“行政部门的同志在学校管理、教学改革等方面本身就不够专业,评价结果容易失真,也容易滋生腐败”。

    2015年5月,适逢教育部下发《关于深入推进教育管办评分离促进政府职能转变的若干意见》,强调“推进管办评分离,构建政府、学校、社会之间新型关系”。文件要求“引入市场机制,将委托专业机构和社会组织开展教育评价纳入政府购买服务范围”。

    赵更生觉得时机已到,在2016全县中小学校长工作会上,他坚决表明了态度——管办评分离“势在必行”!

    如何分离?怎样治理校长考核不专业、易腐败的沉疴?结论都指向了第三方评价机构。

    也正是在2016年,监利县教体局通过严格的公开邀标方式实行竞争性谈判,最终委托湖北阳光教育研究院作为第三方教育评估机构率先在全省推行“管、办、评”分离的尝试,对全县72名中小学校长进行独立、专业、公开的评估。

    不过,要做到“独立、专业、公开”,还要让校长心服口服,谈何容易?

    行家出手

    2017年冬天,“楚天卓越教师”、武汉实验小学东湖国际校区校长曾莉第二次来到监利,参与湖北阳光教育研究院组织的对监利县72名中小学校长年度工作综合考评。

    早上6点半起床,天还灰蒙蒙的,江汉平原冬季的早晨又干又冷。因为一天要跑两所学校,评估的内容量大活多,中午不能休息,晚上8点才能结束,曾莉必须早一点儿赶到第一所学校。连续一周,天天如此。

    评估的程序早有详细安排,首先是校长述职,然后全体教职工不记名对校长打分。接下来是专家现场评价,包括分别找校级干部、教师、学生座谈和进行问卷调查,现场查阅学校方案、计划、制度、照片、视频以及媒体报道等。分工明确,事无巨细。

    曾莉负责学生问卷调查和座谈,总共要找60名学生参与调查问卷、15名学生参与座谈。某天到了一所学校,校长早有准备,安排了一批学生过来。曾莉摆摆手表示不接受,自己带着工作人员前往各个不同年级的班级,现场抽调60人,到学校的美术教室填写问卷。

    “就怕校长嘱咐好了让说啥不让说啥。”曾莉说,“必须得自己挑选学生”。果然,在访谈环节,有学生就学校的收费问题、体罚问题、卫生问题、课程设置等透露了不少真实的信息,为校长考评提供了重要的参考依据。

    这只是考评过程中的一个小细节。事实上,为了保证整个评估过程的公平与专业,湖北阳光教育研究院参考了各地关于学生综合素质的评价标准、《上海市中小学生学业质量绿色指标》等一系列文件,编制了一整套完善的操作方案,研制出21项测评工具。

    更为难得的是,这批前来参与评估的全都是“懂教育”的行家。

    “行家一出手,就知有没有。不夸张地说,这些人来学校看一看、问一问,很快就能对学校的整体状况做到心中有数。”监利县教体局办公室主任廖智说,“这支队伍的洞察力比一般人要敏感,如果没有对教育的深刻理解,怎么能在半天时间里作出专业的判断?”

    廖智并非夸大其词。2017年参与监利县校长评估的专家团队里,有湖北省政府督学,有当过市教育局长的校长,有大学教授,还有来自一线的中小学知名校长,在湖北教育圈里绝对是一支响当当的队伍。

    要专业,也要公正。事实上,要同时组织20余名专家,一连5天不停歇地对72所学校进行评估,这项工程不可谓不浩大。尽管每天疲于奔波,湖北阳光教育研究院还是对专家提出了一系列近乎严苛的要求,包括“不私下与考评学校单独接触”“不接受考评学校的宴请”“当天做完所有事,所有资料都备查”等。

    “一旦发现违规,立即取消专家资格。”湖北阳光教育研究院副院长梅红星介绍说,“来监利6天,我们没与县教体局领导吃过一顿饭,没有任何人打过任何招呼,外界没有干扰”。

    考评组的效率有目共睹。2017年的评价工作结束后,考评组立即组织撰写了《监利县中小学校长2017年度工作考评第三方评价报告》和《监利县中小学校长2017年度工作考评第三方评价量化数据表》,对校长基本情况进行了分析,对考评分数分维度分学段进行了解读,形成了72篇考评微报告。

    “这些资料对选拔、任用、培养、管理校长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监利县教体局党组书记熊耀平介绍,根据《第三方评价手册》,此项考评分数直接与校长评优、绩效工资发放相关,同时连续两年处于倒数三位的校长,教育行政部门有权对其采取降职、免职或调离等组织措施。

    2016年的考评已经说明问题了。当年底,依据考评重新设定的校长绩效工资拉开了差距,不再“同质化”。考核优秀的一次性可以拿到2.8万元,排名靠后的只能拿到低于平均绩效工资的4000多元。

    2016年,当第三方评估机构真正走进校园时,有校长不以为然:还不是那回事儿?但两年后,他们终于幡然醒悟,这是“动真格”了!

    考评不是目的

    吃过“考评之苦”的李名军,2017年的情况不一样了。

    不久前出炉的校长考评综合报告表的结论显示,分盐小学2017年“教研课题有了零的突破,课堂教学改革超前,通过多种形式开展学校常规教研;结对帮扶措施有效,教师素质有所提高,教学规范更好;干群关系明显改善,深造渠道更为通畅……”

    这几个亮点,当年都是李名军的失分项。可以想见,2017年的校长绩效,李名军会拿到一个令他满意的数字。

    尽管只是一所农村学校的校长,但从第三方评价的各项指标中李名军意识到,“那是‘好教育’的方向所在”。虽囿于现实难以尽数实现,但大可朝着那方迈进,“能做多少是多少”。

    从2016年至今,校长考评实施才两年,但评价的导向作用已经凸显。

    两年前,考评组走进毛市小学,校长下通知召开全校教职工大会,但最终到场的只有一半人。开会时,这些教师交头接耳,根本心不在焉。

    “人都去哪儿了?”负责该校的考评组组长段丽华问校长,几个校领导面面相觑,谁也回答不上来。显然,这是学校管理工作没有做到位,当年考评组指出毛市小学的主要问题之一,就包括“常规管理细节落实不够”。

    评估组走后,校长郑金玉召集班子成员开会,气得把杯子摔得咣咣响。一调查才发现,真正请假的只有3个人,其余的人就是不参会,没有原因。

    有了这次教训,几个校领导才真正开始重视管理,立即开展为期一个月的抓全校纪律行动,一项项把制度落实。

    前阵子,段丽华再到毛市小学进行评估,照例是召开全校教职工大会,但现场仅有两个空位,其中一个因病请了假,现场的教师也都安安静静,秩序井然。在2017年的评估结论中,“学校比较注重细节,加强管理,教师精神面貌变化较大”成了其亮点之一。

    评价深刻地改变了学校。不过,第三方评价机构的介入,带来的还不仅仅是评价。今年,考评组走进汪桥中心小学,学校教师反映不知道校本课程怎么做,考评组的专家便手把手教他们如何开发校本课程;分盐小学想提升校园文化无处下手,专家建议学校充分利用校园里的一大片樟树林打造“香樟文化”,让校长眼前一亮;还有学校校长与教职工之间存在矛盾,考评组的专家便想方设法从中调解……

    “一般的检查哪可能做到这么细?”一批校长在与考评组交谈后,心悦诚服,再无怨言。

    “对事不对人,第三方评价对校长综合素质与管理能力具有很强的促进作用。”监利一中校长瞿兆君说。

    这才是赵更生想要达到的效果。“通过评估意见,让学校迅速找到方向,把学校各项工作串联起来。”赵更生说,考评不是目的,“进步”才是目的。

    阵痛与希望

    改革,往往比触及灵魂还难。

    湖北省政府督学李情豪听说监利县要率先启动校长评价改革时,吃了一惊。

    监利是有名的农业大县,也是有名的穷县,许多惯性的力量让这里的各种改革举步维艰——若要改革,就要触动许多人的利益。

    但另一个现实是,监利的家长都渴望通过优质的教育,让下一代拥有更多成才的希望。该县教育质量前几年一度在荆州市垫底,大量尖子生向县外流失。曾经的风光不再,再不改革,监利教育将何去何从?

    赵更生正是抱着“功成不必在我,但功成必定有我”的决心,破釜沉舟,开启了监利教育改革的大幕。校长考评改革,就是其中重要的一项。

    幸运的是,从目前的状况看,这项改革的成效已经显现。

    “第一年和第二年相比,许多学校发生了质的变化,已经不在一个层次上了。”赵更生不无欣慰地说,“有人认为教育改革成功的希望渺茫,但你若真抓实干,几年就会有成效”。

    当然,没有任何一项改革是完美无缺的。校长考评第三方评价依然有待改进。

    比如,对农村学校而言,许多非教学因素的干扰成为制约学校发展的绊脚石。以监利县实验小学为例,两年前新校长易贤智上任时,面临招生、人员管理等许多历史性顽疾。一个教师占据了学校三间大教室,招收学生强制性缴费“习武”,多年来“无人敢动”。易贤智为处理这件事大费精力,最终成功清除“校中校”,恢复了校园的宁静。

    “处理这一类问题耗费了校长大量的精力,也赢得了社会的好口碑,但在考核中,类似的个人功劳难以体现。”易贤智说。

    同时,易贤智还认为,考评应该设置回访机制,“不能考评完就走了,最好能与学校领导班子面对面进行交流,指出学校的问题,促进学校更好发展”。

    面对这些声音,李情豪也表示认可。在他看来,改革之路总会越走越顺。

    “监利教育改革遇到的问题,在中国农村教育改革中具有典型性。如果监利都能改革成功,证明它的价值已经超越了这项改革本身。”李情豪对监利的教育改革充满信心,也充满期待。

中国教师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