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01月24日 星期三
蒋梦麟:学术救国的教育家
杨 阳

    蒋梦麟(1886-1964年),原名梦熊,曾任北京大学校长、浙江大学校长、中华民国第一任教育部长、西南联大校务委员会三常委之一。代表作有《西潮》《新潮》《谈学问》《中国教育原则之研究》等。

    19世纪80年代的浙江余姚,乡间的生活保守而宁静,蒋家的家塾里正传出孩子们清脆的读书声。这时,一个不满6岁的男孩偷偷离开高高的椅子,在反复吟诵的读经声中,悄悄溜了出来。他一径跑回家,扑进母亲的怀里,嘴里嚷着“家塾不好!先生不好!书本不好!”这个逃学的孩子,就是蒋梦麟。

    时光飞逝,聪慧的蒋梦麟渐渐长大,也逐渐适应了家塾教育。但是,旧式的教育显然不能满足他的志向。在父亲的安排下,蒋梦麟入读了由蔡元培先生担任校长的浙江绍兴中西学堂,接受严格的新式教育。两年后,他求学上海,后被浙江高等学堂录取,能够阅读英文原版的世界史,并在18岁时中了秀才。此时,他的二哥早就中了秀才,正在京师大学堂(北京大学前身)读书。这是一个让时人,当然也包括蒋梦麟闻之肃然起敬的地方。就连蒋梦麟自己也不会想到,15年后他会成为北京大学的校长,并成为这所学校任职时间最长的校长。

    那么,这15年间,蒋梦麟又在做什么呢?

    蒋梦麟先在盛宣怀创办的南洋公学学习,之后便留学美国,师从著名教育家杜威。在获得哥伦比亚大学的博士学位后,蒋梦麟回到了上海。他先在商务印书馆工作,又加盟中华职业教育社,并参与成立了“新教育共进社”,成为小有名气的现代教育宣扬者。他认为,新教育就是要把学生培养成为活泼泼的个人,培养成能改良社会的个人,培养成能生产的个人。由此出发,教育要注重学生自治,研究学生的自治精神、自治责任和自治团体。学生自治责任的第一要点是提高学生学术程度的责任。学生要对学术有兴趣,不要迷迷糊糊地过一天算一天。

    就在蒋梦麟在上海大力宣传现代教育理念时,他的老师蔡元培正在主持北京大学工作,使北大成为新文化运动的中心。此时,他的同门胡适也效力于北大。因为这些关系,蒋梦麟北上北大担任哲学系教授,主讲教育学和教育学史。

    “五四”运动的爆发,给蒋梦麟的人生带来巨大变化。在蔡元培辞去北大校长后,蒋梦麟应北京医学专门学校校长汤尔和的邀请,作为蔡元培的代表,处理北大日常事务。他把自己的姿态放得很低,用真诚和谦虚赢得教授们的支持,担任总务长,后来成为代理校长。

    其实,在主持北大以前,蒋梦麟就对高等教育有许多思考。早在1918年初,他就提出观点“大学者为研究高等学科而设也”。20世纪20年代初,他在参与撰写《杭州大学章程》时,又把发展高深学术列为设学宗旨之一。入主北大后,他更是把学术救国、学术立国的理念贯穿到工作的方方面面。1922年,北大由于政府拖欠经费,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他依然不忘用“提高学术”激励北大同人,他在给北京大学学生会干事的信中明确提出:“学校之唯一生命在学术事业,学生当以学问为莫大的任务。”

    此后,蒋梦麟担任民国教育部第一任部长,后来出任北大校长,始终不忘学术,把“研究高深学术”写入《大学组织法》和《国立北京大学组织大纲》中。

    为了提高北大的学术质量,蒋梦麟采用各种方法:首先是重视师资选用,他挑选了胡适、刘树杞、周炳琳分别担任文学院、理学院和法学院院长,还聘请国内一流的科学家如李四光、饶毓泰等担任北大教授。其次是实行教授专任制,由于蒋梦麟身兼“中华文化教育基金董事会”副董事长,又得到蔡元培、胡适等人帮助,获得基金的经费支持,因此能够推行薪金较高的教授专任制,令教授们不需要校外兼课,可以安下心来做学问。再次,改组北大研究院设立研究所,由原先的院长兼任所长,同时成立研究院院务会议小组,专门负责研究院各项工作,促进学校正常发展。此外,蒋梦麟还非常重视各种学术研究团体的成立,并提倡与国外学者进行学术交流。他的做法得到许多北大教授的认可。汤用彤曾评价说,自蒋梦麟掌校以来,“极意经营,提高学术水准,成效彰著”。

    在上述的治校方略中,蒋梦麟始终坚持一条原则:学术自由。当南京独裁政权成立后,社会留给学术自由的空间越来越小时,他始终不曾放弃自己的原则。一个明证是:南京政府在血腥围剿共产党人时,北大的讲堂里依然在讲授“马克思主义”,学校里还设有《社会主义与社会运动》《社会主义之理想及其系统》等课程。

    所以,蒋梦麟晚年时,在《新潮》中明确地指出:“著者大半光阴,在北京大学度过,在职之年,但知谨守蔡校长余绪,把学术自由的风气,维持不堕。”

    1964年6月23日,蒋梦麟在台湾逝世。他倾情教育、重视学术的精神遗产,永为后人所记。

    (作者单位系北京市海淀区敬德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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