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10月28日 星期三
负暄琐话
诗冢见风流
朱美禄

    按照《说文解字》的解释,“冢,高坟也”。人生有涯,入土为安,所以冢随处可见。这个意义上的冢与风流无涉,风流之事须待风流之人——历史上的风流人物为我们留下了剑冢、笔冢、印冢、花冢、茶冢,除此之外,值得重视的还有诗冢。

    《全唐文》收录了刘蜕《梓州兜率寺文冢铭》一文,文章道:“文冢者,长沙刘蜕复愚为文不忍弃其草,聚而封之也。”据清光绪十年刻印的《射洪县志》记载:“文冢在射洪县北一里,涪江东。唐大中时刘蜕流寓射洪,聚所为文埋葬于此,故名。”虽说是“文冢”,但刘蜕所埋,除了文之外,无疑也包括了诗,这可能是可考的最早诗冢了。尽管无法统计在历史长河中有多少诗冢,但可以确定的是,每一处诗冢背后,都有一段故事、一段情怀,值得钩沉探赜、抉奥阐幽。

    程善之在《骈枝余话·诗冢》中记载:“当涂城西南数十里,枕江带山有所谓诗冢者,故老相传明季尝有人葬诗稿于此。”葬诗人为邑富人黄氏女名爱珠者,因为聘于不识之无的商贾,有彩凤随鸦之憾,便在出嫁前“出诗文稿数巨册,亲自埋之……伏地大哭,哀声动人”。由于悲哀过度,以至“昏扑于地,家人舆以归”“嫁后夫不能文,女手未尝近文墨,如是者十年”,后郁郁而终。

    《骈枝余话》是一本志怪小说,所记诗冢故事或许实有之,但也不排除虚构成分。其实,真实的诗冢所在多有。《江西诗征》和《鄱阳县志》都收录了程文广《诗冢》一诗,题记中写道“元末鲁修偕其友十人瘗诗处”。瘗诗应该与天下动荡有关,鲁修等人深感人命危浅、朝不保夕,于是为自己的诗歌早作安排。

    明代钱仁夫因刘瑾专权,引疾归乡,曾纳诗于生圹中,铭曰“诗冢”。明代邵宝有诗“钱翁作诗冢,粤惟己巳年”,据此可以推出钱仁夫修诗冢的大概时间。邵宝在《闻钱水部讣》一诗中又说:“片纸仙方空入梦,百年诗冢竟风流。”在邵宝看来,钱仁夫修诗冢是一件风流韵事。

    以上都是自修诗冢的故事,还有为他人修诗冢的情况。清人黄图珌在《看山阁闲笔》“遗声冢”条记载:其妾雪香,字梅檐,雅好文墨,颇能歌诗。黄图珌写道:“曾择其尤者百章,附于《幽贞实录》中,名曰《梅檐遗稿》,啧啧犹在人口。然未梓者尚多,不忍相弃,遂封而为冢,曰‘遗声冢’。”埋玉土中,情何以堪?黄图珌修诗冢,就是以这种方式表达对爱妾的深情和纪念。之所以名之曰“遗声冢”,是因为“音容虽杳尚闻声”的缘故。

    清代无锡人顾光旭,尝选自汉至清中叶邑人遗诗为《梁溪诗钞》,入选者千余人,选毕取诸稿埋之,名曰“诗冢”,复作诗记之,一时传为佳话。潘世恩《诗冢歌》中说:“晴沙先生选诗一千一百有十人,残编断简堆积高于身。何来贾生出奇计,瘗之石穴千载留其真。”张云璈《顾晴沙先生诗冢歌》道:“欲将剩稿投水火,素斋居士言不可。请从刘蜕文冢例,藏以玄宫位置妥。”可见顾光旭是听了他人劝告,才仿效唐代刘蜕的故事修了诗冢。

    自修诗冢或者为他人修诗冢,虽然都不失为风流雅事,但应约把诗冢修在域外,无疑别具胜义。黄遵宪任驻日文化参赞期间,不但编纂了《日本国志》,还据自己对日本山川地理、文物制度、民俗风习以及工艺产品的了解,创作了七言绝句体《日本杂事诗》,计154首。这部被称为“海外竹枝词”的诗集,以题材新奇、内容丰富、议论精当在中日两国广为流传。当时经常与黄遵宪交流的日籍人士源辉声对《日本杂事诗》钟爱无以复加,恳请黄遵宪将诗集初稿埋于他东京墨江畔的家园中。黄遵宪欣然同意,亲笔题写了“日本杂事诗最终稿冢”碑文,并酹酒祝曰:“一卷诗兮一抔土,诗与土兮共千古。乞神佛兮护持之,葬诗魂兮墨江浒。”源辉声和云:“咏琐事兮着意新,记旧闻兮事事真。诗有灵兮土亦香,我愿与丽句兮永为邻。”源辉声去世后,他儿子按照他的遗愿,又将“诗冢”迁到了他安葬的平林寺内。源辉声修《日本杂事诗》诗冢,不仅是一桩雅事,也成为近代中日文化交流的盛事。

    诗冢是文人流风余韵的载体,其中既沉积故事,又饱含深情。明乎此,谁说诗冢不可以宝藏视之呢?

    (作者单位系贵州财经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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