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元培（1868－1940），教育家、革命家、政治家，曾任北京大学校长，开“学术”与“自由”之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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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99年秋天的一个晚上，皓月当空，绍兴府中西学堂院内如积水空明，花厅高朋满座、嘉宾汇聚，杯觥交错间，一位文质彬彬、儒雅风流的才子高举酒杯，大声道：“康有为，梁启超，变法不彻底，哼！我……”

    话有意无意停住了，再高举右臂大喊道：“我蔡元培可不这样，除非你推翻满清，否则任何改革都不可能”（《西潮与新潮》，蒋梦麟著）。满厅嘉宾一阵大笑，掌声如雨打芭蕉。

    说这话的正是刚过而立之年的蔡元培。一年前，蔡元培放弃高官厚禄，离开人们所欣羡的翰林院，回到故乡绍兴担任中西学堂监督——翰林院编修出任小学校长，算得上一桩新闻。正是这个时候，有一位13岁的学生，成了他后继者的另一位北大校长蒋梦麟，目睹了这一刻，记录在自己的文章里。

    蔡元培真正的“教育变法”要在十几年后，他接到了北洋政府总统黎元洪的任命：出任北京大学校长。

    “教育者，养成人格之事业也”。跨进北大校门后的蔡元培，以实际行动开始对学校进行彻底改革的第一步：校长与教员人格平等。接下来就是劈波斩浪、大刀阔斧。自然，“刀”和“斧”始终是要“砍”到那一帮误人子弟的教师头上的。

    果不其然，没过多久，就有北大教员悄悄敲开了蔡元培租住的家门，从怀里掏出一张四合院地契，摊在校长面前，后退三步，拱手作揖：“还望蔡先生网开一面，在（教授）评议会上给我说些好话。”老教员意思明显，倘能保住自己的北大教席，蔡校长一家也不必在外面租房啦！

    但是蔡校长“不识抬举”，回答说：“如今我住这儿倒也习惯了，没有换房子的打算。”结果可想而知。开除英籍教员克德莱时，有人甚至搬出了英国驻北京公使朱尔典，朱尔典亲自登门拜访——走出办公室的朱尔典扬言：蔡元培不要再做北大校长了。看来，朱尔典虽然没吃闭门羹，但也没达成自己的愿望。

    去了一批滥竽充数者，总得来一批有真才实学的。怎么来？请！一次请不动就二请三请。

    第一个请陈独秀——接到北大任命的当天就去请。蔡元培到陈下榻的旅馆邀请他，但陈婉言谢绝。理由是：回上海办《新青年》。第二天，陈独秀还没起床，堂堂北大校长且年龄大陈独秀12岁的蔡元培已经坐在门口的一张小板凳上耐心等待，颇有三顾茅庐的意思。陈独秀答应任职，但梁启超等教授强烈反对。理由是思想激进，学问不够。在蔡校长的领导下，北大难免没有几位“克莱登大学博士”，甚至北大落榜生梁漱溟也在被邀请之列。但真才实学都是具备的。“大学者，囊括大典，网罗众家之学府也”。只要有真才实学，激进的能来，保守的自然也能来。于是，北京大学“背后拖着长辫，心里眷恋帝制的老先生与思想激进的新人物并坐讨论，同席笑谑。教室里，座谈会上，社交场合里，到处讨论着知识、文化、家庭、社会关系和政治制度等问题”（《西潮与新潮》）。

    蔡元培说：“学者当有研究学问之兴趣，尤当养成学问家之人格。”他极其尊重教授，每逢发薪水，带着助手，亲登教授门，郑重作揖，分宾主坐下，先是高度评价教授的教学水平，其次亲切问候家人情况……请来这一批教授，目的是“教授治校”：在评议会的基础上，再在各学科内设立11个教授会，公开选举教授主任，任期两年。这才是把旧北大变成新北大的关键。

    “大刀阔斧”所砍的除了管理模式、教育内容，学制也在其列。砍掉“学年制”，改为“选科制”。学生根据兴趣选择科目，完成一定的量即可毕业。他也亲自登台，讲授美学。常一边讲着课，一边仿佛变着戏法拿出一张从国外带回来的美术作品。然后继续一边讲理论，一边教学生欣赏。久而久之，可以容纳100多人的教室很快挤满了人，只好搬到大讲堂去授课。没过多久，大讲堂也变得水泄不通了。

    至此，那一所学子整日“看戏、郊游、打麻将、吃花酒，甚至是吃了晚饭就直奔‘八大胡同’的”北大，学生“平日里对于学问上并没有什么兴会，只要年限满后，可以得到一张毕业文凭”的北大，在蔡元培的领导下已经进入世界一流大学行列。可惜的是，因为北洋政府对北大的干预甚至逮捕北大教师，“元培为保持人格起见，不能与主张干涉司法独立、蹂躏人权之教育当局再生关系，业已呈请总统辞去国立北京大学校长之职”。此后的蔡元培，再一次被任命为北大校长，然而并没有到任。

    蔡元培“居北大校长的名义，十年有半，而实际在校办事，不过五年有半”，对北大的改革，是不是比康梁的政治改革更彻底呢？或许，答案只有蔡先生自己知道。但我想，至少目前没有校长可以像当年蔡元培评价康梁的改革那样，来评价他在北大校长任内的所作所为吧？

    （作者单位系浙江省温州道尔顿小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