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学蕴藏了丰富而深刻的思想，是儒家学说的核心组成部分。研究经学，首先应正本清源，搞清楚究竟什么是经学。

    汉代郑玄注三礼，每每遇到经文彼此矛盾时，郑玄便解释为夏礼、殷礼与周礼不同，或者干脆征引谶纬来调和彼此矛盾。如果不这样，经学就变成了历史文献学。民国以来，学界对十三经的研究从未停歇，也有许多成果，但这些并不会被当作经学。

    经学研究不仅要调和经典文本之间的矛盾，也要调和先贤注解之间的矛盾。比如，郑玄兼通今古文学，囊括大典、网罗群经，他所作的《毛诗笺》有时就会对《毛诗传》提出异议。后世孔颖达在撰写《毛诗正义》时，既不能说毛公错了，也不能说郑玄错了，两难之间，只有调和。

    现代学者批评古代经学家，说得最多的便是“保守”，批评他们不敢怀疑经典，也不敢怀疑前人注释。这其实是对经学的不理解，因为怀疑了经典和旧注，就不是经学的研究方式了。可以说，经学就是“戴着镣铐跳舞”。

    这个“镣铐”包括：经典间无矛盾原则、群经大义相通原则、先贤注释有限无错误原则，有时还要包括经典文本无错误原则。

    郑玄注《礼记·王制》：“殷所因夏爵三等之制也……殷爵三等者，公侯伯也。”孔颖达却说：“《礼纬含文嘉》云：‘殷爵三等，殷正尚白。白者兼正中，故三等。夏尚黑，亦从三等。’案《孝经》夏制而云‘公侯伯子男’，是不为三等也，《含文嘉》之文又不可用也。”

    孔颖达没有死守郑玄之注，因为郑玄之注与《孝经》不合。只有先贤注释与经文不合时，经学才会承认先贤有误，若是与其他注释不合，或者调和，或者驳斥。孔颖达没有直接批评郑玄，而是先找到郑玄立论的依据——《礼纬含文嘉》，然后通过《孝经》经文否定《礼纬含文嘉》，进而否定郑玄。这是一种既纠正郑玄错误又维护郑玄形象的做法，在现代学者看来十分多余，然而正是这种做法体现了先贤的宽厚和敬畏。

    现代学者对于经学家的另一种常见批评是“烦琐”。《十三经注疏》或《正续清经解》，对几万字的经书注疏了几十万字，真是烦琐极了。其实，经学家的主要精力用在对之前的各种解说进行征引、分析，既然要对之前各种学说进行一番梳理，那么著作的卷帙自然会越来越多，这与我们写论文时的文献综述类似。

    当烦琐到一定程度后，就会有新的学术范式兴起，进而取代旧有范式。两汉章句之学发展到一定程度后，古文学便大行于世，随后又有魏晋时的新经注。六朝义疏学发展到一定程度后，便有《五经正义》来总结，进而出现宋元人之注。清代朴学发展到后期，也有宋学和今文学的重新兴起。

    换言之，经学是不断发展变化的，绝不是保守、僵化的同义词。这种发展变化有许多原因，既有经学内部学术发展的原因，也有外部社会、政治形势变化乃至书写传播工具进步等原因。因此，对于经学一定要破除保守、僵化、烦琐等误解。

    五经是中华传统文化的根基，经学是传统学术的主体，一个有志于学习或研究中华文化与历史的人，都应对经学有一个基本的了解和认知。

    （作者单位系上海社会科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