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看随想

    关于书，关于读书。这样的“书之书”，因为其轻捷，一向颇受欢迎。你读书，会在这里产生共鸣，发现愉悦；你不那么读书，或会藉此走近它。因而“书之书”也是作家、学者及通常意义的读书人所乐为的。

    吴亮的这篇（节选）小札，固然不同于伍尔夫、博尔赫斯、卡尔维诺们；因为其时间和内容上跟我们的切近，别具一种魅力。

    吴亮，1955年生于广东潮阳。作家，文学（艺）批评家。视野宽博，长于思索和思辨，成其“深刻的片面”。2016年的新著小说《朝霞》，以其“冒险的想象”，令人惊艳和叹赏。（任余）

    必读书

    在我们还没有读过足够多的书之前，是无从知道究竟什么书才算得上是必读书的。但是等我们终于知道哪些是必读书之后，代价也实在太大——读了许多不必读的书。

    这时候，再来分哪些是必要哪些是不必要又有什么必要呢？

    如果我们一开始就听信别人的奉劝，读那些据说是必读的书，情况可能更糟——因为我们永远不能通过自己来弄清楚，它们究竟是否真的必读。

    看来，读过许多不必读的书然后才知道什么书是必读书，这是唯一的出路了。

    有待打开的书

    有待打开的书也许默许了我们的接触，默许了我们的目光有权遍阅它的内部。我们尚未打开它不是因为我们手头尚有其它重要的事要做，而是想延宕这种期待，使陌生的世界仍然保持暂守秘密的陌生。

    有待打开的书放纵着我们的想象，它随时准备接纳我们的进入。同时拥有许多有待打开的书却迟迟不去打开，恰如同时爱着许多女人却迟迟不去实施这种爱一样。读书是一种陷入，恰如爱也是一种陷入。有的人就是喜欢在他的枕边案头放着几本始终是有待打开的书，他们宁愿想象自己将要去读（更妙的是：他随时可以读），却从来不真正地读。

    影响最大的书

    也许可以列出几十本书，这几十本书深刻地影响了世界的面貌和历史的进程。不过要是仅个人而言，影响最大的书就无以统计了。

    已故的智利总统阿连德曾说，对他影响最大的书是识字课本，此语一出，几乎把这个问题答完了。

    影响最大的书肯定不是一本经常阅读的书；相反，它总是在命运的重要时刻意外地闯入。我们不一定记住这本书的详细内容，甚至还没有完全理解它——但是它肯定向我们拉开了一个崭新的帷幕。影响最大的书不必是一本伟大的书并且也不必是一本闻名的书，正如使我们首次体验到爱情的不必是一位绝色美人一样。

    最热爱的书

    说出自己最热爱的一本书是困难的，这不仅由于我们没有遍览所有的书，而且由于我们不相信自己的热爱的可靠程度。

    我们之所以感到有一个叫“可靠”的东西在威胁我们的个人热爱，显然是受到群体见解的暗示。说热爱莎士比亚或热爱《红楼梦》的人不会是一个少数，在他们中间，有多少人是受了暗示呢？最热爱的书和最热爱的人是不一样的：最热爱的人独属己有，是排它的；最热爱的书却属公众所有——这时人们当然要服从群体见解的暗示了。人皆所爱皆我所爱。当我们说出最热爱的书时，它都是在一些最伟大的作家名下的，这几乎没有什么例外。

    低劣的书

    出版业愈是发达，低劣的书就愈有问世的机会。并非是出版业缺乏眼光，缺乏鉴别力，倒是相反：发达的出版社总会瞄住市场和公众，而市场和公众的需求无疑会有利于低劣的书的涌现。

    公众需要好书，但他们永远不清楚什么才是好书。好书是要有好的书评家推荐的——但是，当公众还不知道谁是好书评家的时候，他们如何知道哪些推荐是可信赖的和可考虑的？低劣的书不也总是被人吹捧吗？

    对低劣的书的吹捧，不见得是为了迎合公众。公众趣味是由一些人制造出来的，而不是预先存在于某处的。因此，如果低劣的书竟然受到公众的欢迎，那绝不是说公众的趣味有问题，而应当说，有人将公众的趣味作了朝低劣方向的引导。

    困难在于，由谁和通过什么方式来抵制低劣的书呢？谁说了算呢？我们所授权的人会不会犯错误呢？被指控为低劣的书一定是低劣的吗？会不会有人以此为名扼杀出版呢？

    这些疑惑以及对所谓自由的保护，正是低劣的书源源不断问世的一个重要原因。

    改变方向的书

    思想的探究和思想态度的改变，市场可以追溯到某一类书甚至是某一本书。它在关键时刻为我们释惑，排除掉心中的犹豫，将不明晰的概念照亮，在我们眼前展示出一种新的前途和新的方向。

    这样的书不是随时可以遇到的，有时我们天天遇到却天天错过了它。改变方向的书几乎到处都是，但我们不可能遇到一本就改变一次方向。

    改变方向的书未必是在思想史上享有盛誉的书。伟大的书可以影响历史进程，但未必会影响许多具体的个人。伟大的书的影响力常常是有绵延性的，它渗透到各个时代之中，渗透到各个时代的文化制度和价值观念里——可是对生活在各个时代的人们，他仍然可能是陌生的。当然，这多半由于它的艰深或者高不可攀。

    改变个人方向的书令人遗憾的总是某些二流的书，原因十分简单：它是能够企及的，也是有效的或者可以模仿的。要是能让所有的人提出一本改变他思想价值的书的书名，那一定是一件庞杂有趣的事——我们会看到一个熙熙攘攘的书市，几乎每一本书都有自己的主顾。

    人是根据他自己的性质而不是根据一本书的性质来判断这本书价值之又无的。他们有着各自的方向……

    （选自吴亮《思想的季节》，海天出版社1992年12月第1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