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子生活在诸侯争霸的战国时代，各国都想富国强兵，孟子却大谈仁政王道，显得迂阔且出世。各国君主对他礼敬有加，却大多不愿推行他的主张。孟子的待遇不可谓低，“后车数十乘，从者数百人”。孟子辞去齐国客卿，齐宣王请时子转达自己的挽留意愿，“我欲中国而授孟子室，养弟子以万钟，使诸大夫国人皆有所矜式”，孟子坚决辞谢，“如使予欲富，辞十万而受万，是为欲富乎”。孟子认为“万钟则不辩礼义而受之，万钟于我何加焉”，礼义比富贵更重要。

    世衰道微，孟子辟杨墨、折告子，“诐辞知其所蔽，淫词知其所陷，邪词知其所离，遁词知其所穷”。在孟子看来，与各派学说辩驳是自己义不容辞的责任。当时，在儒家学派内部也产生了不同声音——自孔子死后，儒分为八：有子张之儒，有子思之儒，有颜氏之儒，有孟氏之儒，有漆雕氏之儒，有仲梁氏之儒，有孙氏之儒，有乐正氏之儒，孟子必须回应这些不同的声音，他说：“予岂好辩哉，予不得已也！”

    性本善：有道德的生活

    在孟子的思想中，性善论是核心，也是其哲学的基础。人性论是先秦思想史上的重要议题，孟子时代主要有这样几种看法：告子的“性无善无不善”，世硕的“性可以为善，可以为不善”，无名氏的“有性善，有性不善”，再加上孟子的“性善论”和荀子的“性恶论”，至少有5种人性之论。

    孟子虽然承认人有生物属性，但认为这与人的本质属性不同，对二者也进行了严格的区分。“口之于味也，目之于色也，耳之于声也，鼻之于臭也，四肢之于安佚也，性也，有命焉，君子不谓性也。仁之于父子也，义之于君臣也，礼之于宾主也，知之于贤者也，圣人之于天道也，命也，有性焉，君子不谓命也。”孟子认为，满足生理属性必须依靠外在的命运，所以君子不将它们看作是本性；而对于仁、义、礼、知来说，其中存在人的本性，所以君子不将它们看作是命运。孟子所说的本性，就是“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几希，庶民去之，君子存之”，他认为人区别于禽兽的正是人的本质属性而不是生理属性，也就是说，仁义是内在的，是听从人的本性的。

    那么，人的本性到底是什么呢？

    孟子认为是“性本善”。为了阐明性本善的道理，孟子引入了“心”的概念，他即心言性，以心善言性善。孟子说：“恻隐之心，人皆有之；羞恶之心，人皆有之；恭敬之心，人皆有之；是非之心，人皆有之。恻隐之心，仁也；羞恶之心，义也；恭敬之心，礼也；是非之心，智也。仁义礼智，非由外铄我也，我固有之也，弗思耳矣。”杨泽波先生认为，这一章代表了孟子性善论的基本思路：只以良心论性，良心人皆有之，良心本心是性善的根据，恶在于不能尽其才，性善是事物的法则。

    在孟子看来，既然可以为善，那就是性善，言下之意是哪怕曾经为不善，只要现在愿意为善，就可以称之为性善。至于有人为不善，不是才能的罪过，而是外在的环境、耳目的欲望、平日的习气，遮蔽了本性的善良。性善由于心善，心善所以性善，这就有了孟子的“四端说”：恻隐之心为仁之端，羞恶之心为义之端，辞让之心为礼之端，是非之心为智之端。仁、义、礼、智在它们还没有扩充之前，微而不著，暗而不明，所以称之为“端”，只有将四端扩而充之，才能发展为完整的善性。因此，性善是一个过程，只要顺着自己的善性，人皆可以为尧舜。

    性善论在中国思想史上具有重大意义。徐复观认为，孟子在中国文化中最大的贡献就是性善论的提出。性善论是人类文明轴心时代文化长期发展的结果，孟子将孔子的“仁者爱人”落实为性善论，这是孟子的伟大之处。经过孟子的拨云见日，人们都能在自己的本心上发现、体认、发扬善的根苗而无须外求，这种人文主义精神高扬了人的道德主体性，开创了宋明以来的心学系统，成为儒学心性论的主流。

    民为贵：有尊严的生活

    孟子思想中另一个重要部分就是“民为贵”之说。民为贵，隶属于孟子的仁政理论。在孟子看来，王道、王政、先王之道、尧舜之道、文王之治，都与仁政异名而同实。孟子的仁政理论，包括裕民生、薄赋税、止争战、正经界、养民教民、与民同乐等。

    仁政的底色就是民为贵。孟子所处的战国时代，国强君威，君主专制已经萌芽，商鞅、申不害的思想大行其道，一时风气趋向于贵君贱民。孟子一反潮流，倡言“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萧公权先生认为，“孟子不仅以人民为政治之目的，亦且以之为主体”。政治主体由国君转到人民，强调主权在民，民心向背就关系着国家兴亡——桀纣之失天下也，失其民也；失其民者，失其心也。得天下有道：得其民，斯得天下矣。

    对于孟子的民主思想，古代统治者早已警惕。明太祖朱元璋起初想撤掉孟子配享孔庙的地位，未能得逞，继而命大臣审查孟子全书，删削书中诋毁君主言论，编成《孟子节文》一书，规定原版《孟子》“科举不以取士，考试不以命题”，冀图用《孟子节文》来钳制人民的思想。

    民为贵的另一重要意义，在于理顺君臣关系。臣对于君的态度不能一味顺从，而是要以道义为基础。孟子提倡为人臣者要有大丈夫精神，不向富贵、贫贱、势力低头：“居天下之广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得志，与民由之；不得志，独行其道。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大丈夫要有人格尊严，从道不从君：“天下有道，以道殉身；天下无道，以身殉道。未闻以道殉乎人者也。”这无疑成为后世士大夫抗礼君权的精神资源，为知识分子吐出万丈豪气，指引人们追求有尊严的生活。

    家国天下：有自我的生活

    除去“性本善”和“民为贵”，“家国天下说”在孟子思想中也占据重要地位。孟子说：“人有恒言，皆曰‘天下国家’。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个人是家庭、国家、天下的根本，天下国家正是由千千万万的血肉之躯共同组成。《礼记·大学》的说法显然根植于此：“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诚，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修身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从个人到家庭到国家到天下，正是通过扩充四端的路径实现。而且，孟子的“家国天下说”，很容易引申出“家国情怀”。

    中国人常说“忠孝不能两全”，这就关系一个群己界限的问题。黄俊杰先生认为，天下国家说涉及孟子思想中的“私人领域”和“公共领域”。孟子究竟是主张以己摄群，还是以群摄己，抑或是群己互摄？黄俊杰认为，在主动方面，孟子采取以己摄群，在被动方面，孟子主张以群摄己，实际上则是群己互摄。界定了群己关系，我们就会发现——以集体的名义戕害个人，是对私人领域的犯罪；以个人的名义损害集体，是对公共领域的冒犯。在孟子看来，比国家更大的是天下，国家的根本在个人，个人应该听从的是天下的意志和内心的良知。

    孟子留给后人的精神思想财富，当然远不止于“性善论”“民为贵说”“天下国家说”，只是这三点思想在当代社会尤为突出可贵。说到底，孟子教会我们，如何有道德的生活，如何有尊严的生活，如何有自我的生活。

    （作者单位系北京教育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