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跟殷国雄认识十几年了。

    那时我们大学毕业没两年，他已经是“老殷”。他从乡下学校调到市区，高高瘦瘦的，仿佛总是没理发的样子，戴着黑框眼镜，穿着很宽大的鞋，胳膊下面总是夹着一本卷了边的书。

    那些年，学校经常有专家送课、讲座，我们一群人在会议室里昏昏欲睡、各想心事，一到互动环节，老殷就成为语文组的救命稻草——他总会提一堆问题。我当时想：一个语文老师提那些“不着边际”的问题，到底有什么用呢？但他也的确让我们语文组看起来更有学问了——每年年底的总结大会，校长都会汇总老师们在教育期刊发表的文章，老殷总是很多。

    有一次学校公开课，老殷上的是季羡林的《幽径悲剧》，没有课件，没有美读，没有看起来热闹的课堂，板书也不漂亮……我只记得那些学生好像突然长大了（因为那之前是我的班级），他们在讨论“人，到底是应该背负历史前行，还是轻装上阵”。那个时候的老殷是羞涩、深奥而又严肃的。

    别人不理解，他不在意。对我这样资质平平的同事，他只从那些常识的问题开始讨论；他带着《瞧，这人》参加同事聚会；他还会在没课的时候到另一个级部跟一些更年轻的教师研究语文课的外延……

    那时的我在逐渐适应了教育流水线上的工作之后，除了应付三个班的课，更多的是对那种一眼就能看到底的人生的迷茫与惶恐。老殷的存在，对于我来说，是一种“特立独行”。

    短短三年，初中语文教师能做些什么呢？这是而立之后的老殷在思考的问题，也是他努力实践、捍卫语文教师专业性的体现。语文学科的外延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认为是生活本身，语文教师的专业性并不是精通各个学科知识，而在于他能够建构学习框架，让学生形成个人的阅读体系。当然，这不能只是空中楼阁。

    老殷将自己的语文课堂实践概括为四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与教材的对话；第二阶段是整本书的推进；第三阶段是将教育内容渗透于游戏方式，比如利用“三国杀”激发《三国志》阅读等；第四阶段是教师搭建学习平台，让学生发起学习内容与方向。老殷不再是当年“简单粗暴”的价值观提供者了，他开始“玩转课堂”，这是他的语文课程实践中的重要转变。

    “他让孩子们通过行动来学习，而不是组织长篇大论的语言让孩子们去学习。他知道孩子们的故事，他理解孩子们，他不会因为反感而去说任何一句话，而是因为理解，所以不说话。因为理解，所以用行动代替空洞的语言。”这是初一的学生在教育专题观看了《卢安克：无能的力量》后写下的随笔。我们不缺少观点，但是行动才会指向远方。这个认识了卢安克的孩子，他的幸运是有一位老师跟他一起行动。

    几年前，我去了一所职业学校，经常向老殷抱怨学生学习能力差，整体素质偏低，课堂效率低下。其实，老殷所面对的环境也并不好：许多孩子都将升入职业学校，甚至毕业就意味学校教育的终结。教育有其不能承受之重，但它的确又承载重荷。“回到乡镇中学”的老殷，他只是为自己的选择努力。他教会我，不能安于现状，这是做人的尊严。

    （作者单位系吉林省双辽市第一中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