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我而言，阅读如同呼吸饮水，一刻不能缺少。每一本书都渗入了我的精神世界，塑造了我的人格。以下十本书，在我心里有着更重要的位置。如果不是他们，我会在遇到许多重要问题时感到迷惑，在许多关键转折点感到茫然。对于人生和教育的十个重要问题，他们给了我最恰当的启示，在此分享之，希望也能成为你的“生命启示”。
《恋爱的犀牛》
启示：如何看待爱情？
这是一个剧本，据说与《挪威的森林》一起被并称为20世纪初中国大学生的“爱情圣经”。我在2000年时读到这个剧本，2003年第一次欣赏郝蕾版的演出。从那以后，我在剧场看了7遍《恋爱的犀牛》，每若初见。
这个剧本在1999年诞生，直至今日仍在各地不断复演（包括孟京辉的官方版本和各大中学校、社会团体的自发排练），这种涌动的生命力，大概当得起“圣经”的美誉。《恋爱的犀牛》用一个看似俗套的故事，吟咏着“爱情”的永恒主题。这份爱情纯粹到无法容纳名利、友情等杂质，激烈到不顾一切斯文，拼尽所有心力。这份纯度和激情，对比着当下社会对爱情的顾虑与掩饰。只要稍微浏览热门的相亲类节目，或者旁观身边人的爱情观，便不难发现《恋爱的犀牛》恰好站在了整个时代的对面，令人心向往之又难以靠近。因为舞台上的爱恨情仇终究只是一场戏，至多是少数人可以坚持的理想。面对现实的种种阻碍，马路对于明明的爱只能是镜花水月（注：马路和明明是剧中的男女主人公）。19年中无数人涌进剧场观看演出，或许就是为了凭吊消逝在心里的真爱。
不管如何，爱情是一种高级、神圣、纯粹的情感，它值得被尊重与呵护。所以，作为高中教师，我从不简单粗暴地切断学生的恋情，而是努力让他们明白：正因为爱情是如此美好，所以需要双方认真投入；其中必然包括珍惜学习时光，让彼此有更多的发展空间，而不只是把爱情挂在嘴上，定格在眼前。
《史记》
启示：什么是创造？
高中时偶然读到中华书局竖排本的《史记》，繁体字、三家注，其放射出的万千光芒，引我沉迷其中。后来报考中文系，本科、硕士研究《史记》，都像命中注定一般。
《史记》之大，汪洋无边。于我最大的感受是“创造”二字。初中生都能流利背诵《史记》的性质，“中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然而熟稔的念诵中，人们或许不能体会“第一部”这三个字背后的力量与光芒。须知，司马迁在撰写《史记》时，面前并没有任何体例可以效仿；同时，《尚书》《春秋》这样的经典已然耸立于前，不容置疑。扬弃前贤的名作，开创独属自己的史传体例——这需要作者有莫大的勇气和蓬勃的自信。而司马迁同时拥有这两种可贵精神，正如他在《报任安书》中所言：亦欲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
根据《报任安书》的前文，这“亦欲”之“亦”对应的是作《周易》的周文王、著《春秋》的孔子、写《离骚》的屈原，撰《孙子兵法》的孙武——他们俱是各自领域首创性的巨擘，不拘泥于旧制，旺盛于创造，终于成就他们的“一家之言”。现在，凭借“纪传体”的体例和“以人传史”的洞见，司马迁也可以当之无愧地和他们站在一起，成为史学、文学领域的大家。当然，这种创造并非无中生有的狂妄之举，而是站在前人肩膀上的坚实开拓。
一个民族的进步与发展，离不开这种创造精神。古代中国的强盛和当代世界强国的崛起，都得益于其锐意进取、开天辟地的种种创举。今日之中国站在变革的门槛上，更是迫切需要年轻人敢于研究、勇于创造，而不是安于丰富舒适的物质享受，乃至山寨各种不入流的“尖端产品”。
移诸校园，作为戏剧社指导教师，我从2011年开始带领学生原创剧本，8年间共创作9个原创剧本，题材纷呈、风格各异，虽难免幼稚不堪，却时刻呼应鼓舞着我内心的创造欲望。
《人间》
启示：如何对待弱势群体？
这是我最喜欢的中国小说，没有之一。在《收获》中读到其节选时，便一口气读完，难以按捺读完全书的欲望。《人间》的立意、结构、语言都属上乘，但我认为其最珍贵之处，是对于“弱势群体”的发现和尊重。
小说取材于“白蛇传”的传说，生发出三个新的故事。当然，每个故事中的主题表面上都与“蛇”有关。在人类看来，蛇是一种可怕的动物，冷血、有毒、行动迅速、难以驯化。影射至人间，对于那些与我们不同的族群（他们其实并无恶意，且无力反抗），我们也往往另眼相待，保持距离，乃至迫害诛灭。世间的确没有化作人形的白蛇，但处处都有这样“令人不安”的异类，他们可以是异教徒、少数族群、特殊心理者……在不违反法律的前提下，他们能否安全且愉快地生活在“人间”？恐怕时至今日，我们都没有一个完整的答案。
进而可以推想：一个容不下弱势群体的社会，也是一个暗藏危机的地方。因为大部分人都会有这样一个共识：要与最多数群体保持一致，否则便会受到冷落、排挤和处理。身居其中，恐怕难言安全感与幸福感。
我所教的大多是要进入高等学府的学生，多半不会成为弱势群体。我作为教师，应该让他们感受到弱势群体的尊严，思考尊重、关爱弱势群体的意义。每一届学生，我都会推荐他们阅读《人间》，用这个带着热泪的故事感动他们，带他们走进弱势群体的世界。
《卡拉马佐夫兄弟》
启示：如何救赎灵魂？
当代学者王晓明曾说过，与陀思妥耶夫斯基生活在一个时代，是多么幸运，这也是我读完《卡拉马佐夫兄弟》后的真切感受。整整一个星期，除了最基本的吃喝睡觉，我把自己关在卡拉马佐夫的世界里，“痛”不思蜀。
是的，这部小说让我觉得非常痛苦。其中的人物大都背离我当时的生活常识，以放荡自私为正事，任贪婪爱欲为常情，“坏”得顺理成章。即便是单纯善良的阿辽沙，也显得过分迂腐，软弱得让我想要狠狠地抽他一鞭子。
然而，这又是让人欲罢不能的痛苦。因为我可以在小说中清晰地找到久违的自己——那个平时被各种规约所掩饰而蠢蠢欲动的本我（弗洛伊德最喜欢的小说也是这部）。特别是米嘉，他那么喜怒随心、蔑视一切，做尽我辈想而不得的痛快之事，时有共鸣。当年我天真无知时，读之浑然不觉；18年后历经风霜复读，方觉心有戚戚焉。
《中国古典小说史论》
启示：什么是真正的写作？
于我而言，这不仅仅是一本文学研究专著，更是一部写作指导的启蒙读物，且每次阅读都有新的收获。从2002年买回至今，它已经被我翻到书脊松散，几近脱落。
本书对我最大的冲击，是写作应该有明确的观点。这似乎是多余的话，但只要稍微浏览当下的书籍文章，不难发现许多泛泛而谈的平庸之作。或许，太过鲜明独立的观点容易遭受质疑。而本书的作者夏志清则完全没有这样的顾虑，他以关羽的虚荣傲慢反驳胡适对于《三国演义》的批评，毫不留情，正面直言——与之相应的，便是一个独立理性的人格。
本书于中西方文学、文化的勾连比较，也信手拈来，从容自得。夏志清类比赤壁之战中的诸葛亮、鲁肃为福尔摩斯、华生，切中要害之余，自然引出本段描写过分夸大诸葛亮、弱化东吴谋士群体的弊病，简直漂亮。由此，“广泛积累、潜心运思”的写作要旨，便自然在我心头扎根。
《诗论》
启示：如何做研究？
1933年，36岁的朱光潜凭借《诗论》打动北大文学院院长胡适，成为西语系教授。朱老本人也对这本专著偏爱有加，认为“比较有点独到见解”。将近百年过去，这本书依然屹立在诗学研究的前沿，令我着迷。
“诗歌”被公认为文学诸体裁中的最高形式。其雅致难解，又往往让一般读者望而却步。许多诗歌研究，往往侧重于具体作品的鉴赏评价，对于诗歌本体的科学研究，朱光潜先生应该是第一人。这意味着研究要尽量追根溯源，钻研“元问题”。当然，这需要勇气和犀利的眼光。
《诗论》之深刻，在于朱光潜先生对“人”的重新发现。这里有两重含义：首先他以心理学为依据，以人类心理活动机制来解释诗歌的本质和功能，从而解决了上古资料不存的困境，更以人情之共性贯联起古今的留白；其次，他又站在“人类”的高度分析中西诗歌的异同，在比较分析中定位中国诗歌“兼善、重人事”的特质。可见，研究虽尽可能援引各种思想理论，但对于“人”的关注，始终应是研究的出发点和终点。
《诗论》的研究不只为解释过去，还着眼指导当下。《诗论》中专门论述了白话诗的利弊，并为新诗提出三条学习途径。所以，任何理论研究都要接受纷繁芜杂的现实检验，介入其中，发挥作用，否则不免会沦为僵死空洞的说教，失去生命力。
《大学诗词写作教程》
启示：为何要写诗？
中国是一个有“诗教”传统的国家。可如今课堂中的诗教，只是教学生理解、欣赏、评论，并不教怎么写诗。高考作文诸体皆可，唯独“诗歌例外”。至于还能创作格律诗者，更是寥若晨星。白话文运动兴起将近百年，古诗词似乎也已离开现实生活，我们为何还要写诗？
本书很好地回答了这个问题：学习写诗，本质上是一种美育，进而传承中国古代士大夫高贵的人文精神。这种人文精神，是中国文明流传千年而不朽、高贵士大夫名留青史而弥新的根本原因。
相比一般的诗词写作教材，本书并未把重点放在格律等规则上，因为这只是表面的“技”。通过对前人作品的比较分析，作者罗列出“苏世独立、哀民生之多艰、九死而不悔”等三条“诗歌人格”，由此引导后学保持性情之激烈高尚、自律自强。在我看来，这恰是最好的爱国主义教育：能认同、践行本国传统诗艺者，必能钟爱本国之传统文化，进而为本国之发展贡献一己之力。
《说理如何更有效：理性思维与议论文写作研究》
启示：如何教授写作？
写作教学，是中小学尤其是高中阶段的教学难点。笔者略擅为文，但对于如何教授高中生写作，始终未找到有效方法。李建生老师的这本著作，没有高端大气的名词，也没有神秘莫测的主题，而是遵行理性思维的轨迹，将写作拆分为一个个知识点，并通过“定义概念、运用方式、实践训练”这三个基本步骤来训练学生的思维习惯，提升其思维品质，最终达到“有效说理”的目的。每一个步骤都有具体清晰的说明，便于教师讲授，更便于学生理解。
在这一点上我完全同意李建生老师的观点：高中阶段学生最需要学习的，便是议论文写作；最可以教授的写作文体，也是议论文。长期陷于感性思维的学生，需要用逻辑来厘清思绪，用理性来辨析世事，用推理来判定是非——如此，我们下一代才能更踏实坚定地应对新时代的挑战。
令人信服的是，本书是在李建生老师和他的同事几轮教学实践后推敲所得，附有大量实践案例和学生习作，可谓大胆假设、小心论证的产物。读完本书，最终坚定了我对议论文写作“系统化、理性化、实践化”的信念。
《性心理学》
启示：什么是文明？
大学初读此书时，我特意找了张纸将其严实包裹起来。这恰可以折射出当时性教育的尴尬处境：人人好奇，却又个个羞谈。因为在我们看来，“性”是一件不宜公开讨论、甚至略感羞耻的事情。时至今日，环境大为改善，但放眼中小学的性教育，仍难言充分与公开。如此，这部写于85年前的专著，恐怕并未过时。
我推崇此书，不只因为性心理学一科的普及。本书译者潘光旦有一番高见，恰可明示本书的深意：识字教育可以教人读书、读不费脑力的书，却不能教他读哪一种书才相宜。如果不同时授以辨别价值的原则，充满原始欲望和惰性的普通人，自然会向着抵抗力最少的路径走下去，同时必然会有怀揣利益之想的外界势力引诱他一去不回——如今网络小说的盛行，“三俗”文艺的炽热，短视频的火热，完全印证了潘光旦先生的见解。
所以要打造一个文明社会，让人人趋向高雅而自觉摒弃庸俗险恶，我们必须严肃认真、正大光明地研究各种学问，并且不遗余力地推广普及，而不能因为传统的偏见或另外的私心，做自得其乐的井蛙。
本书译文也是“信达雅”的最高典范，潘光旦先生更是新增七成附录，将中国文献与习惯中流传的关于性的见解、事例附缀其后。只读此一部分，便已然大有收获。
《明辨力从哪里来——批判性思维者的六个习性》
启示：如何运用批判性思维？
批判性思维，是近几年中国教育改革的热点。身为年轻教师，我一直学习并试图将其引入教学之中。然而不巧，我是一个感性大于理性的人，对于那些纯理论的著作虽可耐心读完，却总感难以付诸实践。
董毓老师的新作，及时解决了我的难题。这本书从头至尾，都是鲜活生动的案例。这些细节丰富、流程明晰的事件，从“反思、准确深入分析、清晰具体思考、认真地求真、谨慎地推论、开放地综合判断”这六个方面入手，明确告诉读者该怎样进行批判性思维。更可贵的是，这些案例都来自当下热点，汇聚不同观点，追问事件真相，最终达到自我反思、明辨是非、果断选择的终点。
本书所讨论的话题并不限于语文，从政治、经济到体育、文化，几乎无所不包，这也显示出批判性思维广泛的适用性。因为当我们要解决一个现实问题的时候，一切学科的分野便不存在了。这本书始于反思，深于推论，趋于明辨。它切实鼓励我在作文、阅读教学中运用批判性思维，与学生一起重新审视曾被我们习以为常的世界，走向更开放、更公正的天地。
上述十本书中，直接与教育教学相关的只有3本。这并非鼓励同人远离专业书籍（事实上我一直坚持阅读专著和重要期刊），而是想强调一点：教育的范围应该与生活同样宽广，所以我们的阅读面也应不拘一格，广开视野。如此，才能激发学生“开眼看世界”。回想我自己做学生时，除了刷题，几乎没有看过任何“作文选、方法论”；伴我成长的，正是《笑傲江湖》《湮没的辉煌》《史记》《万历十五年》这样的“闲书”。
虞宙，同济大学第一附属中学教师，黄玉峰“慕苏堂”语文名师基地成员。作为学校戏剧社负责人，带领学生排演原创戏剧，获市区级多项奖励，个人创作的剧本《透明人》获“2017年上海市学生戏剧节”剧本创作大赛（教师组）一等奖。
《恋爱的犀牛》
廖一梅 著
湖南文艺出版社2017年版
《史记》
司马迁 著
中华书局1982年版
《人间》
李锐、蒋韵 著
长江文艺出版社2011年版
《卡拉马佐夫兄弟》
（俄）陀思妥耶夫斯基 著
荣如德 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1998年版
《中国古典小说史论》
（美）夏志清 著
胡益民 石晓林 单坤琴 译
江西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
《诗论》
朱光潜 著
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版
《大学诗词写作教程》
徐晋如 著
浙江古籍出版社2015年版
《说理如何更有效：理性思维与议论文写作研究》
李建生 著
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2017年版
《性心理学》
（英）霭理士 著
潘光旦 译
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
《明辨力从哪里来——批判性思维者的六个习性》
董毓 著
上海教育出版社2017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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