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福绵的人生历尽坎坷。出生于抗日战争时期，随母过着流离失所的日子；青年时代，只身远走边疆；20世纪60年代，又经历各种运动，磨难无数，但他一直没有放弃心中的理想，数十年以读书为人生之道。当最终回到自己热爱的讲台时，他大放异彩。即使耄耋之年，依旧为教师解惑，教学生做人。在徐福绵看来，师生关系是一种庄严的社会契约关系——对学生只能是平等、尊重、理解。就塑造学生灵魂和品格来讲，中学阶段的教师影响最大……从教一生，他时时未忘“立人”二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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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是真正意义的“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它是与人类共生共存共发展的永恒存在，是对人类庄严的“终极关怀”。
马克思主义认为，共产主义就是人的全面的、自由的发展，这无疑是一个宏大的命题，因此教育的最高旨归是“立人”。我们的先哲把人提到神圣的高度。老子说：“道大，天大，地大，人亦大。”孔子说：“绘事后素。”教育就是先帮学生打好“人生的底色”（素），继之以“绘事”，终于成就色彩斑斓的人生长卷。教育就是庄子本真意义上的“逍遥游”，从来到这“人间世”，经历一生的飞跃而成为“至圣之人”。荀子的自然本色为“本始材朴”，经由教育方升华为“文理隆盛”。
20世纪90年代，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提出教育的宗旨是“学会生存”，这当然不仅包括生存的技能、本领，还应包括为生存而必须具备的“精神态”。20世纪西方存在主义哲学勃兴，也是哲人们预感到人的生存危机——工业化、科技发展使人不成其为“本真意义”的人。为此，海德格尔用荷尔德林的语言表述的就是这样一个显豁的人类生存之道：充满劳绩，诗意栖居。
从教60余年，我时时未忘“立人”二字，它时时唤起“我”的庄严感、责任感，对每一个教育细节都不敢轻之忽之，战战兢兢，如履如临，朝乾夕惕。
我信守它60年。
社会上千行百业，与人最密切者是医生、教师。医生管身体，教师尤其语文教师要塑造灵魂。这就使我格外记得孟子的话：“术不可不慎。”对人的灵魂的每一点触伤，都是一辈子的戕害。110多年前，鲁迅先生热切呼唤“精神界之战士”的出世，以“致吾人于善美刚健”“援吾人出于荒寒”，60年来这声音一直响在我耳畔。我够格吗？不敢说；但我可以说：我从未懈怠！
师生关系是一种社会契约关系
我几乎从不谈一个“爱”字于教育，我认为师生关系是一种庄重的社会契约关系。我是代表国家来从教的，责任、使命高于“爱”。
这种“契约”要求我对学生只能是平等、尊重、理解，承认并保护学生的人格的尊严、思想的自由。
60年间，我信守“契约”，没有对学生说一句不敬之言。偶尔说错了，要郑重道歉。当然，学生也同样回敬我以尊重。
年前，垂垂老矣的早年学生来看望我，他们竟然如小学生一般伫立，齐声道：“老师，我们依旧爱您！”
我一直坚守这样一条：不论成绩优劣，缺点多少，都是我敬重的学生。因为他们都是顶天立地的人，他们将来都要在社会上找到属于自己的天地，我只有“玉成”他们的天职，而绝不能有丝毫伤害。因为，我最爱的格言是：人人生而平等，人人都有与生俱来的生存权、自由权和争取幸福的权利。
学生说：“我不是您最好的学生，但您却是我最好的老师。”我回答：“在我的词典里，从来没有‘坏学生’三个字。”
就塑造灵魂和品格而言中学教师影响更大
我上初中，语文老师曲柏新给我讲鲁迅的《野草》，我不懂，但背下来了，至今回味，终身受益。
在老师的影响下，我们又读了老舍、巴金、赵树理、柳青……那时正是所谓“中苏蜜月”期，我们沉醉在《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普通一兵》《青年近卫军》等作品中，而高尔基的“三部曲”《童年》《在人间》《我的大学》，还有他的许多短篇，更影响了我的一生。
高中时我有幸遇见学问人品俱佳的老师，在他们影响下，我狂热地爱上了普希金、莱蒙托夫、列夫·托尔斯泰、巴尔扎克、罗曼·罗兰、易卜生……这，给我一生的精神奠定了基础。
到大学后，我幸遇一批大师、名家。2002年北师大百年校庆时，我接受中央电视台专访。他们问大学老师给你最大的影响是什么，我回答：“崇高的风范，渊博的学识，严谨的学风。”
但，平心而论，就塑造灵魂和品格而言，中学阶段的老师影响更大。中学6年，学生正处于“精神易感”阶段，老师“与童冠而俱迈”，给学生定下人生的基调。
由此，我的认知可归结为以下几点：
第一，中学教师是学生的灵魂塑造师，责任重大，影响深远。
第二，唯经典能打动人。我们往往对中学生认知经典的能力估计不足。我此生的教学实践也证明：优秀的古典诗文、鲁迅的作品对学生影响最大。我反对语文要“浅浅教”“简约化”的主张。
第三，人类全部文明的精华都可以纳入语文的视域。语文的外延必须扩展。课本诚如叶圣陶所言“一些例子而已”，并非语文的全部。语文的本色：厚朴至真之学。
我给学生讲过新疆的历史考古，组织讨论三峡工程之可行性，欣赏贝多芬的《命运交响曲》，几十年过去了，学生至今不忘。
语文，是诗性、哲思和审美之聚合。我讲《赤壁赋》的哲学渊源，儒道之杂糅，讲《长恨歌》是“旷世之恋与帝国悲歌”，讲白居易“古原草”诠释生命之大勇、大美，具有“终极关怀”的意义……
语文外延的扩大，为语文教学的探索开拓了无比宽阔的天地。
语文教师当以学识、品格建构强大的“精神场”
语文教师应当以自己的学识、品格去建构强大的“精神场”，与学生心灵相感应，这是“远程教育”“线上教育”所不可能具备的。
《论语·侍坐》章是一篇不朽的课堂实录。你分明感到孔子强大的“精神场”始终牵引着课堂，高屋建瓴，片言居要，精妙地阐发了他的存在哲学理念，尽显大教育家的风采。
建国方略、文治武功，自是重要，而邦交礼仪、折冲樽俎亦不可或缺。最后“吾与点”三个字启示学生，人生除了功业之外，还应进入审美的崇高精神境界。通篇寥寥数语，全是“精神场”在起主导作用。
当年我讲《为了忘却的记念》，我能背诵，但仍手执课本，以免炫耀之嫌，让学生专心进入教材。整整40分钟，我通读全文，下课铃响，全场寂然。学生依旧兀坐不动，满脸泪痕。多年之后，一位已成教授的学生回忆那堂课，只说：“谢谢老师，我体会到一个老师的精神力量！”
30多年前定居奥地利的学生在微信里说：“老师，每当中秋，明月之夜，是你让我们走进月光的世界。”记得我当时讲《春江花月夜》，课的前半部分，讲月光之清辉，激发人高旷的宇宙情怀，追问宇宙之初、人类之始。后半部分，写明月关注人间万事、悲欢离合，把大爱普施人间。人月圆融，是宇宙、人生的绝美之境。讲时，我已忘我，“吾丧予”，但精神却始终在运转。
有精神场笼罩的课堂，学生如坐春风，如沐春雨，师生精神毫无芥蒂、隔阂，学生得以释放他们的灵觉。
向学生推荐《浮士德》，我结合自己大半生慢慢求索之路，阐发“浮士德精神”“追求人生最高限值”。我说，如果我能跳跃两米，但客观环境只准我跳1.5米，那么，跳1.49米，我也不罢休。一位来自大洋彼岸的学生发微信说：“我懂老师的话，追寻人生最高限值。我辗转许多大学，最后选定芝加哥大学，这所学校、这个专业是世界顶尖级的。”另一位在美国杜克大学获人工智能博士的学生说：与徐老师相识，听他讲课，我懂得了人生该怎样度过。
语文教学首先是一种崇高的精神活动。课堂程序设计是必要的，但不是首要的。斤斤于此，是舍本逐末，“可怜无补费精神”。
蒙娜丽莎，是从神到人，尽显人性之美。而莫高窟45号，被誉为“东方的维纳斯”的菩萨，是从“人境”走向“禅境”，显尽安宁祥和的心灵之美。语文教学可以走向“禅境”，这样说是否太“放肆”？退一步说，语文教学必须追求“境界”，这总可以吧。“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如此感觉可谓进入“圣境”了。
“最忆定军山下路，乱飘红叶满戎衣”，在困境中仍不失审美发现与审美感受，这是我的语文教学永恒的期待。
可惜语文教学是永恒遗憾的艺术，永不会“止于至善”，那就终身以学吧。
几十年前，有学生说：“有时遇到困难，就想，徐老师经历半生苦难，你能走过，我们面对这点困难又算什么？”
此次我重病住院，许多学生的说法惊人一致：凭老师坚韧的性格、健朗的心态，一定能战胜疾病。
这恐怕不是单一的课堂技巧、课堂知识所能获取的吧？学生为我庆祝从教50周年，一位远道赶来的学生说，您在教室黑板上方的8个字题词——正直、诚实、坚韧、勤奋，几十年间我一直铭记。是的，世间存在一种非单纯课堂教学可能获得的大力量——精神辐射，召引人走向澄明之境。
（徐福绵，1939年生于辽海。彼时，国已破，家已亡，随母流落转徙冀鲁。1956年入北京师范大学。1962年到新疆喀什二中任教。十年浩劫期间，在农场劳动。1977年重回讲台，并在高校兼课。1987年，被评为特级教师。数十年以读书为人生之道，熟读三千年文史哲，广涉西方文化艺术。退休后开文化讲座，诚挚帮助青年同行。年逾八旬，尚未止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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