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生常有意外，在那些艰难时刻，书像凌晨的月光陪我度过失眠之夜，也像一湾清泉抚慰我焦灼的心。积年累月，书成了我人生的一部分。

    我从小学三年级开始看大部头的书，当时感觉进入了一个神奇的、需要仰望的世界。后来在《鲁迅杂文选集》中读到“《大晚报》屁股编辑崔万秋”，感慨作家也会在作品中肆意撒野。神圣感“瓦解”了，但这不是坏事——内心轻松、自由了，可以用平等的姿态欣赏作品、打量作家。这种心态对理解作品、理解作家是健康且有益的。成为教师后给学生讲古诗词，也是老李如何、老苏又如何。也许谬托知己，但这样称呼能让人觉得这些大家离我辈并不远，对他们的作品也可以更多一份感同身受。

    鲁迅的作品让我感受到了纵情写作的快乐和潜入历史深处的深刻。让我有沉醉之感的则是汪曾祺的作品。

    汪曾祺的文字读起来如同口语，自有一种古散文的温雅潇洒。这也让我在作文教学中坚定口语化写作的信念。写作文应该先从口语化写作开始，然后再向雅训靠拢。这样做的好处是可以保证语言和思维的一致性，进而更好地展现学生的综合素养。

    汪曾祺笔下的人物都有一种从容不迫的气度，不管是“挑箩把担”的还是“略有资财”的，都有一种凭手艺踏实生活的底气。同样是表现旧时代，鲁迅作品中的底层人物则大多愚昧、麻木。

    为什么汪曾祺笔下的人物与鲁迅笔下的人物呈现截然不同的精神气质？我认为原因有三：一是作者的创作态度，汪曾祺自言创作要去除火气，澄净下来再写；二是这样的人民这样的精神气质确实存在过，历史在他们身上凝结出这种状态；三是作者的创作意图，汪曾祺笔下的人物都体现了美好的一面，寄托了作者的理想。鲁迅偏重于文学作品的认识功能，揭示民族弊病以引起疗救的注意，偏向于思想家一面；汪曾祺则是一个欣赏者，欣赏几千年文明古国的精粹，偏重文学作品的审美功能。

    汪曾祺的作品让人如沐春风，王小波的文章则像秋风一样清冽醒脑。王小波在匹兹堡大学受教于传统文化大家许倬云，兼习中西，这让他对两种文化都有所洞见，疏离和警惕一切“神圣”的东西。这种疏离和警惕让他免受某一种学术、某一种文化所困，进而从朴实的常识、逻辑上对其进行重估。

    王小波作品的犀利还来自他的写作态度。他曾说，道理就在那里，直接写出来就行了。这是对待写作最可贵的态度。我也以为，写文章第一是写清楚，第二才是写精彩。

    还有一个对我影响较大的作家是刘震云。看他的《一地鸡毛》《官人》《新兵连》，立刻就喜欢上了那种貌似啰嗦实则揭示生活细微末节的叙述性语言。越读越感觉到，不是刘震云啰嗦，实在是生活一言难尽。

    汪曾祺的作品教给我美，王小波的作品教给我真，刘震云的作品让我懂得生活的细致入微。我曾写文章讲述自己的教书生涯：在家看看书，然后悠悠地看着风景来到学校，与学生谈谈读后的体会，再一路欣赏风景回家读书。七八年过去了，我仍然认为，教书真的可以是读书之后的喃喃自语。课堂的美妙之处，便是我、学生与作者的会心之时。

    （作者单位系山西省长治市武乡中学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