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看随想
贾樟柯，1970年5月出生于山西汾阳。电影导演，作家。电影代表作有《小武》、《站台》等。
这是贾樟柯2012年11月在《南方周末》“THINK＋2012大声思考”上的一个演讲。演讲叙述当代人生活境遇的一个共相：生活资源、文化资源，集中分布在“大地方”，“小地方”的人要享有它们，就需要“移动”；为此，人要做个人宿命的反叛者。
这是一个年轻电影艺术家的呼声。这其实也是贾樟柯电影的一个母题。热切关注当代中国的社会现实，深入表现普通人的命运和悲欢，贾樟柯电影以纪录片般的冷静朴实和强烈的人文色彩在当代文艺创作中卓然而立。（任余）
大家好，我是贾樟柯。刚进这里看到舞台的布置，我吃了一惊，以为来到《中国好声音》了。我说，还以为今天要表演唱歌呢。他们告诉我：不行，你得说话。
这让我想起中学时期一次难忘的经历。那时候我在山西汾阳、一个晋西北的县城里生活，县城里刚刚开始有摇滚乐，我们从广播里，从卡带里听到那些音乐。有一天，收音机里说，在山西省会太原，会有一场崔健的摇滚乐演出。我们这些中学生非常向往，我和几个同学结伴，骗大人说要买参考书，凑够钱之后，我们每个人花了两块八，坐长途汽车前往太原。汾阳到太原的公路距离是一百多公里，那时候长途车大概开了五个小时，辗转反侧，兜兜转转，才到达太原。我们最后买到票，在太原的一个体育场里看了这场音乐会。这是一个很遥远的距离。我们这些生活在县城里的年轻人，如果你想分享音乐、分享城市的文化，你必须行走，必须离开你的故乡，必须前往更大的城市，才能获得这些资讯、资源……
我记得是在秋天时，又有一个信息传来：在北京，在首都，会举办罗丹的雕塑展。对于梦想成为一个画家的年轻人来说，这个消息就跟我一年多前在县城里听到省城里有崔健的音乐会一样，同学们奔走相告。我们一帮男孩子商量，要去北京，要去看罗丹的雕塑展。我们一起买了火车票，从太原到北京的火车要坐整整一个晚上，晚上七八点上车，第二天早上六七点才能到达北京，我们几乎是一夜未眠。到了北京之后，出了火车站先买当晚的返程车票，再坐公共汽车去看展览。为什么要买当晚回来的车票呢？因为我们当天回来可以省掉一晚住宿钱。大家到了美术馆时，实在太早，大门还没开。后来，我们看到了迄今为止我看过最全面的一个罗丹雕塑展，包括他的很多手稿、素描跟速写。
一次看音乐会，一次看展览，它们成为我生命中非常重要的经历，而且它们引发了我对这个社会的一个思考：对于我们这些生活在乡村、生活在县城的人来说，我们想要寻找更多的文化资源时，我们需要移动。我们需要从县城到达省会，需要从省会到达首都。1949年之后，整个中国社会变成一个垂直管理的社会，大的资源、重要的资源，都集中在最大的城市，比如北京、上海、广州，接下来资源丰富的是省会城市，还有大的工业城市，然后才一点一点地到县城、到乡村。也就是说，对于生活在田野和山区的中国孩子来说，我们要分享到这些文化资源是非常不容易的，必须要流动。90年代初的流动机会，就是考大学，或者当兵，这样就可以离开自己的土地，到别的地方发展，获得个人发展的机会。
……
一个尊崇个性的社会怎么建立起来？我觉得这涉及个人超越的问题，自我启蒙的问题。这个问题摆在了每一个个体面前。面对束缚自由的常态时，一方面是推进制度的改变，让这个社会的管理更加趋于成熟、人性化；一方面在个人的选择上，我们应该成为个人宿命的反叛者。反叛可能首先来自对多元价值的认同，对单一价值的反叛，比如，当我们整个社会都在用金钱来计算价值的时候，我们是不是还有别的成就感？我们是不是还有别的生活的可能性？面对另一种可能性，我们是不是有勇气去迈出自己的脚步？当你去反叛整个社会保守的价值观的时候，自由就开始逐渐属于你。
在人潮的流动中，我看到了无数个这样的肖像。在山西的山区，在湖北的山区，与我擦肩而过的这些乡村的年轻人，他们在路边站着，他们在打麻将，他们在上网。我在省会城市见过他们，我在北上广见过他们，我在东莞的那些大型工厂里面见过他们，他们生活在我们周围。他们所能够分享到的东西并不是太多，现在我们有一种信息的假象，如果我们从互联网的角度，可以说我们在信息的分享方面似乎丰富了很多，但是，人们分享了信息不等于分享了生活。那么真正的实体生活，衣食住行，这些触及你个人基本生活内容的改观，它是信息自由化所代替不了的。另一方面，我们并不能够期待网络能带来一个个性化的中国社会，我不相信网络能够带给中国更年轻一代更多的自主性，网络本身所提供给你的价值可能更加单一。因而我想，一个充满反思、反叛的社会，是需要我们共同去建立的，所以最后我想说的是，如果我们想获得自由，我们不能仅仅依赖网络，我们不能仅仅依赖外部制度的改变，我们更应该依赖的是我们自己，一个个对自由有渴望的个体。
我是一个叛徒，谢谢大家。
（选自贾樟柯《贾想Ⅱ：贾樟柯电影手记》，台海出版社2018年1月第1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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