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文治（1865－1954），字颖侯，号蔚芝，晚号茹经，著名教育家、工学先驱、国学大师。著作有《茹经堂文集》《十三经提纲》《国文经纬贯通大义》《茹经先生自订年谱》等。

    在星光熠熠的民国教育家中，唐文治是非常突出的一位。他为官15年，一直做到清朝商部署理尚书之显位。然而，他却很快弃官从教，于文化危亡、学风不靖之际，立志教育救国。他先后创办南洋公学、无锡国专，担任交通大学校长，力倡国粹，以求存文化而保国家。

    正因初心完全出于对国家的热爱，唐文治办学的总体目标是“救世”，即救国救民。他主张“立教救世，贵在因时”。特别是甲午战争之后，面对昏暗的朝政，唐文治感慨：“天下之风气益至于变幻离奇，天下之人益至于耗散蠹坏，国家大事益至于溃败糜烂不可收拾。”在他看来，国家要富强，政治要清明，必须培养实用型人才，“人才之兴废乃国家盛衰之几（机）”。那么，什么样的人才是国家需要的人才呢？唐文治说：“中国最要者，在造就领袖人才……故鄙人办学时不自量力，常欲造就领袖人才。”故此，他着重培养的人才，是具有领导才能的人杰，既要有真才实学，又要有高尚品德，能够“他日出而宏济艰难，救我中国”。

    基于上述教育目标，唐文治在人才培养的实践中，主张德育、智育、体育、美育四育并举的理念，而在四育中，尤重德育。德育最重要的一个方面，则是爱国教育。唐文治认为，爱国是学生人品的核心。他还把爱国与爱国学结合起来，认为“教育主为国育才，治经主立节崇廉，文学主歌颂爱国”。在他看来：“不爱国学，何有于国产？不爱国产，何有于国家……欲成人格，当爱国家，欲爱国家，先爱国学。”在爱国教育的基础上，唐文治开展气节教育、性情教育和人格教育，并采取以文养德、以文促德的方式，通过建设校园文化，培养学生品德。

    在育德之余，唐文治在学校管理活动中以严慈相济为原则，对学生进行管理。一方面严格管束，重视用制度约束学生身性，所谓“无规矩不成方圆”；另一方面真诚爱护，强调用慈爱培养师生的情感，所谓“师弟之情由父子而推衍”。故而，唐文治首先制定《学业章程》、“各学年学程学分及纲要表”等严格的规章制度，使管理有章可循。在落实章程时，他也坚持严格执行的作风，在实施招生制度时，始终坚持宁缺毋滥的原则。在严格管理之余，他对学生非常关心和爱护。要求教师真诚地对待学生，不要施用权术；要像爱护自家孩子那样爱护学生，关心学生成长。唐文治出于对学生的挚爱，还以植树为喻，告诫教师要教导有方；教师还要以身作则，成为学生的榜样。

    与“爱生”相呼应的是“尊师”。唐文治向来提倡“师道尊严”。他说：“居今之世，救世莫如尊师；盖惟尊师而后性情厚，惟尊师而后道德明，惟尊师而后风俗淳，而善人出。”为了使学生真正做到尊师，在把尊师提到救世的高度后，唐文治将相关内容写进《人格》，还在修身课上进行讲解，使学生从内心树立“尊师”的理念：“父生我者也，师教我者也，尊敬师长所以不忘本也。”此外，他还十分注重学生尊师的礼仪教育。他要求：新生初入校见校长及各教职员须行一鞠躬礼。学生无论在校内校外，但凡遇各教职员时，皆须鞠躬致敬，称教职员曰“先生”。教职员到学生寝室及自习室时，学生应该起立致敬。在学生尊师的同时，唐文治作为管理人员，也非常注重“尊师”。他采取的方式是不拘门户，唯才是举，不惜重金，聘请名师。这种尊师重教、尊师重道的言行，使其创办的学校飞速发展。

    唐文治一生治校40余年，作为国学大师、工科先驱，他坚持以发展的眼光看教育，在不同的历史时期，针对不同社会背景，及时调整办学目的，并在办学理念上坚持科学教育和人文教育相统一，以保证所培养的学生既掌握坚实的科学知识，又有着深厚的人文底蕴。他的教育思想中，充满了爱国主义的激情。令后人敬佩的是，在抗战期间，唐文治不顾年事已高，带领师生迁校，还在双目几近失明的情况下，仍然亲自为学生上课。他为了中国近代教育事业的发展，真正做到了鞠躬尽瘁。

    如今，西安交通大学文治书院、苏州大学唐文治书院等，均以著名教育家唐文治的名字命名，期待后人借鉴其教育思想，实现学生文理渗透、专业互补、个性拓展，鼓励不同背景的学生互相交流学习，满足学生的个性化发展和全面发展需要，为国家培养一批优秀的栋梁之才。

    （作者单位系北京敬德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