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望道(1891-1977)，浙江义乌人，中国著名教育家、修辞学家、语言学家，曾任民盟中央副主席。曾赴日本早稻田大学学习文学、哲学、法律等，回国后任大学教授、复旦大学校长。代表作有《作文法讲义》《因明学》《美学概论》《修辞学发凡》等。

    2017年10月底，习近平总书记带领中央政治局常委赴上海瞻仰中共一大会址、赴浙江嘉兴瞻仰复建的南湖红船。在一大会址纪念馆，一本1920年9月印刷出版的《共产党宣言》中文译本让他感慨万分，他停下脚步，对身边的常委们介绍这本书的翻译者。习近平讲完后意味深长地说：“这是真理的味道。”这本书的翻译者正是我国著名教育家、修辞学家、语言学家陈望道。

    陈望道1891年出生在浙江义乌分水塘村，是个中农家庭。先后就读于义乌绣湖书院、金华中学、之江大学，1915年赴日本留学，获中央大学法学学士学位。五四运动爆发后，陈望道返回祖国，任教于浙江第一师范学校，教授语文课，并与进步师生一起积极投身于新文化运动，但不久就惨遭迫害。反动当局责令校长经亨颐将他革职查办。此令受到学校校长和全校师生的坚决反对。反动当局随即出动警察包围学校，从而酿成了著名的浙江“一师风潮”。这一风潮得到全国声援，最终迫使反动当局收回成命。在这次风潮中，陈望道通过革命烈火的磨砺受到深刻的教育。他进一步认识到，改良是无济于事的，必须对旧制度进行根本的变革。为了传播真理，陈望道于1919年底毅然返回故乡义乌，着手翻译《共产党宣言》。基于坚定的信念，他在家宅旁一间破陋的柴屋里，克服寒冷等诸多困难，夜以继日完成译稿，经陈独秀校阅后在上海出版。这是我国最早的中文全译本《共产党宣言》，年底就售罄，然后一版再版。这本书对当时在中国传播马克思主义影响巨大——毛泽东就因为读了这本书才坚定地走上革命道路。

    1923年秋至1927年，陈望道在上海大学任中文系主任。在党的领导下，他率领全校师生积极投身反帝反封建的斗争。实际上，上海大学成为中国共产党进行革命活动的重要场所。抗战爆发后，陈望道不得已离开上海。1940年秋，他取道香港，转赴抗日后方，回到当时迁校重庆北碚的复旦大学中文系任教。自1943年起，担任复旦大学新闻系主任历时8年，为我国新闻事业的创建付出了艰辛劳动。抗战胜利后，陈望道随复旦大学师生返回上海。回迁后的复旦大学在教育界声誉日益提高。国民党为了控制进步学生，派遣不少特务。陈望道积极配合中共地下党组织，奋力支持和保护进步学生。1948年秋后，国民党教育部策划将复旦大学迁往台湾，结果遭到全校师生的坚决反对。复旦大学师生员工成立了应变委员会，陈望道担任副主席，努力做好护校工作，以迎接解放。1949年4月，国民党大肆逮捕屠杀爱国人士，陈望道被列入黑名单。复旦中共地下党组织通知他立即转移。陈望道被转移到叶波澄家中，最终迎来上海解放。

    作为政治活动家，陈望道的贡献是卓越的。作为学者，他在学术上的成就同样为世人所瞩目。从20世纪20年代起，他就陆续撰写著作，在文章学、逻辑学、美学、修辞学等多个方面有独到的研究。尤其是他出版的《修辞学发凡》，奠定了现代修辞学的基础，被后人誉为里程碑式的著作。他从日本回国后，刚到复旦大学任教便开设了修辞学课程，并开始撰写这本书。他之所以要研究修辞学，完全是出于社会的需要。在他看来，当时西学东渐，有些人一味崇洋媚外，认为外国的什么都好，中国什么都不行。他听到有人说中国语文没有规则，比外国语文低一等时非常气愤，决心驳斥这种谬论，从而决定研究修辞和文法，以探讨中国语文的规则。另外，当时旧的被否定了，新的一时还未建立起来，许多学生不知道白话文文章该怎么写。有的人造句时只会写“花是红的纸是白的”这类句式，因此，他觉得向学生讲授作文和修辞规律成为当务之急。

    新中国成立后，陈望道的政治活动虽然减少了，但在教育和学术活动方面明显增多，贡献也十分突出。他始终关心语文改革，积极支持文字简化和普通话推广工作，提出“语言研究必须中国化”的观点，反对语言学研究中的一些不良倾向。不过，他倾注精力最多的是复旦大学这块园地，前后辛勤耕耘了半个世纪。作为复旦大学历史上任期最长的校长，他治校实事求是，有自己的独到理念，他认为建设一个良好的学风，对一所大学来说非常必要。为此，在许多重要场合他都谈这个问题，鼓励学生成为又红又专的社会栋梁。与此同时，他对教学与科研也十分重视。他内心十分清楚，培养人才是大学的头等大事。但是，如果学校不重视和发展科学研究 ，教学水平就无法提高，培养人才也就成了一句空话。这样的理念对于当今时代的大学办学都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陈望道将毕生的精力都奉献给了党和国家的教育事业，可谓是“著作遍海内，桃李满天下”。特别是他本人工作认真、治学严谨的优良品质，值得我们后人永远怀念和学习。

    （作者单位系安徽无为县襄安中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