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减”落地后，中小学课后服务质量如何？今年两会期间，不少全国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将关注的目光投向“课后服务”。围绕“双减”后的课后服务如何减负不减质，不少代表委员在做了详尽调研后，带来了关于课后服务的议案提案。

    厘清课后服务关键问题

    内容形式单一、经费保障不足、缺乏系统监管、教师激励有限

    推进课后服务，是实现“双减”工作目标的重要举措。学生可以通过课后服务在学校高效地完成作业，还可以通过参加兴趣小组、社团活动促进其特长培养、发展个性，课后服务为学生提供了更多与同学、教师沟通交流的机会，有助于学生发展。因此，各级政府都把此项工作当作一项民生工程来抓，进一步增强教育公共服务能力。

    但是，民进中央在调研后发现，目前中小学课后服务工作主要存在三大问题：

    课后服务内容形式单一。一些学校的课后服务内容以看管学生做作业为主，将学生安排在原有的班级，由本年级或本班任课教师看管，社会实践活动的开展非常有限。同时，课后服务班额大，班级数多，且拥有体艺类教学技能的教师占比较少，难以满足学生对音乐、体育和创新类等课程的需求。

    课后服务经费来源单一。调查显示，有的地方财政无法对课后服务经费予以支持，因此对课后服务主要采用服务性收费的方式来保障经费，但是各地定价标准参差不齐、差异较大，部分地方定价过于保守。课后服务工作带来的学生管理成本、人事管理成本、后勤管理成本增加，给学校运行带来了难度和挑战，导致课后服务因人力、物力、教育服务能力等资源有限而不能完全满足实际需求。

    课后服务监管体系缺乏系统性。由于课后服务工作起步不久，还未纳入政府层面的常规化监督评估体系，缺乏完备的质量监测标准，课后服务工作效果的评价标准不一。

    全国政协委员、上海市政府参事、上海中华职教社常务副主任胡卫在调研中也发现了类似问题：课后服务内容单调，大多以完成家庭作业和学科答疑为主，适合学生个性化需要的素质课程及兴趣活动少之又少，导致学生参与度不高；现有教师配备没有考虑到课后服务的需要，教师数量和素质都难以满足多样化需求，特别是音体美劳及项目化学习方面的师资配备不足，影响了相应的课后服务活动安排；因为缺乏专项经费又受到绩效工资限制，学校对于教师参与课后服务的补助非常有限，一定程度上抑制了教师的积极性和能动性。

    探索多元化课后服务模式

    打造课程资源平台、建立课后服务购买机制、按需“点单”培养学生

    “双减”工作实施半年多以来，已经取得积极进展，然而减负难以一蹴而就，需要政府、学校、家庭、社会相互配合、协调一致，打好“双减”组合拳，尤其要做好中小学课后服务，才能使减负不断走向深入。

    为此，不少代表委员认为，当务之急是要大力创新课后服务的内容和形式，更好发挥学校教育主阵地功能，让学生在校内学足学好，从而真正将减负工作落到实处、抓出成效。

    全国政协常委兼副秘书长、民进中央副主席朱永新建议，建立校外教育机构公共服务购买机制，包括建立校外教育机构公共服务清单，明确校外教育机构提供公共服务的专业标准，建立准入机制，建立校外教育机构公共服务购买经费保障机制。

    朱永新认为，可以积极推广委托管理，在教师配备、课程供给方面拿出一定比例，采取购买校外教育机构公共服务的形式做好中小学课后服务。

    全国政协委员、南通大学校长施卫东表示，可以在开展全面摸排调查、了解学生及家长真实需求的基础上，统筹各方力量提供更好的课后服务内容。比如，可在市或区（县）范围内整合少年宫、科技馆等校外资源，经过评估遴选开设课后服务活动项目，为辖区内学校提供按需“点单”服务。

    全国政协委员、华东师范大学历史学系教授章义和在调研后呼吁，要鼓励各校发挥各自特色加强课后服务资源的引进和整合，同时制定由“政府统筹支持、社会单位积极响应、学校实践探索”的校内课后服务资源发展战略，建立具备广泛适用性与培养专业性的校外资源服务体系。

    同时，为防止新模式带来的风险，章义和建议教育行政部门尽快制定进校课后服务机构资质标准，组织公开申报，并遴选、公示进校课后服务机构白名单，由市一级教育行政部门统一征集服务资源，组织专家评审。

    “各级教育行政部门可依托专业研究机构，研制地方层面有关校内课后服务标准的总体框架和实施指南，鼓励探索多元化课后服务模式，吸引社会力量参与校内课后服务，打造更加丰富的资源平台。”胡卫认为，地方政府可以通过购买服务等方式，面向社会引入公益性较强的各类课程资源，分级分类打造丰富多彩的开放性在线课程资源平台，帮助不同层次、类型、特点的学生找到适合自己的学习资源。

    完善课后服务教师保障机制

    设立教师“课后服务经费”专项资金、将课后服务纳入教师职称评审和考核晋升体系

    “通过调研数据发现，有12.7%的学校反映参加课后服务的教师没有拿到任何补贴，涉及全国70多个县。”3月5日，全国人大代表、北京师范大学中国教育政策研究院执行院长张志勇在参加山东代表团全体会议时发言，目前课后服务由校外的市场化供给为主转移到校内的公共服务体系，需要完善义务教育阶段课后服务的经费保障机制，中央与地方、政府和家庭如何合理分担这方面经费是一个新课题。

    来自革命老区的全国人大代表、广东省梅州市教育局副局长李杏玲指出，目前各地的校内课后服务收费并不高，以梅州市为例，市直义务教育校内课后服务收费标准为每生每学期400元。但这笔费用目前还需要纳税，一线教师无法完全领取这笔劳务费。因此，她建议将义务教育校内课后服务相关费用纳入免征增值税范围。

    来自基层学校的全国人大代表、宁夏银川市第二十一小学党总支书记马恒燕则反映，随着课后服务实现全覆盖，教师的工作量、在校工作时长均有增加，面临着学生人数变动多、费用统计烦琐等现实问题。马恒燕以银川市第二十一小学为例说明，该校有2975名学生，参加课后服务的学生达到96.4%。参加的学生有的选择第一课时，有的选择第二课时，有的选择社团活动，再加上经常出现学生请假等情况，导致每天学校和教师要把大量的精力投入到统计参加课后服务学生和核算课后服务经费中，给教师增加了负担。

    为此，马恒燕建议对教师额外付出的劳动给予相应报酬，建议财政部门优化中小学教师绩效工资方案，在教师绩效工资中设立“课后服务经费”专项资金，根据学生人数给学校拨款，主要用于参与课后服务教师和相关人员的津补贴。

    “各省份应按一定额度，合理核定义务教育阶段学校课后服务生均经费，并纳入所在地区经常性财政经费预算。”对于收支不平衡的县域，胡卫建议中央及省级政府通过财政转移支付予以保障，课后服务专项经费主要用于支付教师课后服务补助、开展课后服务相关课题研究、研发课后特色课程及服务项目等支出。

    民进中央在《关于“双减”政策背景下中小学课后服务提质增效的提案》中建议，强化课后服务资金保障，各级发改、财政等部门加大对课后服务保障政策的支持力度，争取建立合理的学校课后服务成本分担机制，制定合理的课后服务收费标准，通过政府购买服务、财政补贴等方式对开展课后服务的学校、单位和教师给予适当补助，特别要针对农村小规模学校制定相关保障政策，进一步减轻家长经济负担。在经费使用上，做到专款专用，保障教师补贴及时发放到位。

    “要确保课后服务经费充足，适时调整义务教育阶段生均公用经费标准，保证参与课后服务教师得到有效激励。”朱永新说。

    同时，不少代表委员认为应该健全科学的评价激励机制，进一步提高教师参与课后服务的积极性和参与度。马恒燕建议，教育部门应协同人事部门将教师参加课后服务的表现作为职称评聘、表彰奖励和绩效工资分配的参考。施卫东提出，应将教师参与课后服务工作纳入学校教师考核晋升体系，同时加强日常督导，将课后服务工作纳入教育督导专项内容。

    民进中央在提案中也表示，要将义务教育质量评价、学生综合素质提升与课后服务有机结合，将教师参与课后服务工作纳入学校教师考核晋升体系，用系统化思维抓课后服务质量提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