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嵘轩（1887—1967），著名教育家，浙江瑞安人。两度留学日本，毕业于东京高等师范学院。回国后三任浙江省立十中（今温州中学）校长，还曾任浙江省立第十师范学校、济时中学和瑞安中学校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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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年前，浙江温州老城区的九山湖畔，常常能看见两位少年在古老的城墙下读书。一位是富商夏家公子，另一位是金公子，他们是同班同学兼好友，立志一起跳级报考浙江省立第十中学（今温州中学）。二人读书久了就散步，再爬上城墙，眺望整个温州城。九山湖微波粼粼，城内瓦房毗连，郊区的稻田也一收眼底。
在充分的准备中，两位少年志得意满。然而，金公子在临考前突然对好友说不去考了，因为其父刚任十中校长。校长不允许自己还未毕业的儿子报考，别人会怀疑徇私舞弊，引起不必要的闲议，校长只好“牺牲”了自己的儿子。
受命出任十中校长的正是浙南地区20世纪最知名的教育家之一金嵘轩。负笈东瀛的金嵘轩学成归国，受聘任浙江省立第十中学校长的同时，兼任省立第十师范学校教职。他主张名师兴学，培育良才。任校长期间，学校名师云集，学者兼作家的朱自清，一代词学宗师夏承焘，词人、书法家谢玉岑，后来的中央大学中文系主任伍叔傥和诗人、作家马骅，都是他麾下的语文教师。英语教师有画家马公愚，数学教师有陈叔平（苏步青、谷超豪等皆出自其门下），可谓群才济济，创造了一个地方中学几乎无法复制的辉煌。以至于金嵘轩一生三任温中校长，最后一次担任校长时年过六旬，在温州社会各界敦促之下才出山履任。为追随金嵘轩，著名学者沈炼之、陈铎民等辞去大学教职应聘到温州中学任教。
除了聘请名师，作为基础教育领域的教育家型校长，金嵘轩真可谓爱生如子。
当年的温中教师、后来成为浙大物理系教授的王锦光回忆说：“金先生对穷苦学生十分同情，有时帮助他们缴费。他开了一张教师的名单（少数几位），自己填了一个帮助的数目，被帮助的学生拿着这张条子去找寻名单上其他教师求助，名单上往往有我的名字，我当然帮助一些。有时我遇到某个学生确实有困难也学着这个方法去做，另外几位教师也有这样做的，的确解决了少数学生的困难，使他们得以安心学习。”
这样的事情，发生在金嵘轩身上的有不少。1953年读高三的陈汉鼎在做化学实验时，由于没检查酒精喷灯，当场被烧成重伤，后经抢救才脱险，金嵘轩带领师长来医院看望并安慰他。第二天早晨，陈汉鼎醒来时发现床头的台子上有一包饼干和一瓶牛奶，护士告诉他：“这是你们的好校长金先生亲自要我们医院特地为你订购的。”陈汉鼎在回忆里说：“当时我激动得说不出话来，热泪夺眶而出。一转身，我抱被呜咽，痛哭失声。重病自然需要营养，可是我家生活困难。我在高中几年艰苦学习，都是申请助学金和减免费用的。哪里有钱购买补品？慈祥的金校长赠送给我的不仅仅是他老人家用自己辛勤劳动所得换来的牛奶和饼干，而且是他老人家一片慈爱的心意。我永远忘不了他的恩情。”
当时能够读中学的学生并不多，且多数是贫民子弟，金嵘轩初任省立十中校长时，军阀混战，局势动荡，学校经费无着落，只得向银行筹措。但银行不信任官府，迟迟不肯贷款给学校，教职工的薪金都发不出。眼见学校正常教育难以为继，金嵘轩便以个人名义向朋友、工商界人士、银行钱庄借贷，以发放教职工薪金及添置教学设备，支持学校的发展，后来离温前往省教育厅任职时还卖掉家产为温州中学筹措经费。即便这样，他也没有办法做到使每个学生留下来。学生王贵淼常去金嵘轩的办公室聆听教诲，可是刚读完一年就因家境贫寒被迫辍学。金校长无奈，为了鼓励自己的学生，他写了封信并用宣纸寄赠挂联——“学如登高贵艰苦，不惟功名是学问”，签名盖章送给学生。以此为座右铭的王贵淼后来自学成才，成为浙江永嘉的知名医生。
爱生如子的金嵘轩对待自己的儿子又是怎样的呢？除了前文提到的阻止自己的儿子报考省立十中，也拒绝自己的作家、翻译家儿子进入温中教书。
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个学期，金嵘轩的大公子曾对父亲表示希望进温中教书。但是，作为校长的父亲不仅没有开后门，反而从中“作梗”，后来他儿子只能到温州二中教语文。金嵘轩的长子绝非不够格，他深通中日两国语言，1925年便在朱自清主编的刊物上发表过散文，他翻译的日文著作也在鲁迅、郁达夫主编的《奔流》杂志上刊登，但他依旧没能在父亲任职期间迈进温中的大门……
如今，金嵘轩就像一面镜子，照出了一个已经过去的时代与一群逝去的书生最光洁的一面，同时也照出了我们这个时代的浮躁。
1967年，文化大革命的极左思潮沉重打击了金嵘轩，他发出“云横秦岭家何在，雪拥蓝关马不前”的感慨。之后病重，与世长辞。直到12年后的1979年，温州市为金嵘轩举行了追悼会——文章开头提及的夏家少年读完中学后考入清华大学，成为中国现代考古学的一代宗师，他叫夏鼐。他从北京寄来一副挽联，深切哀悼自己少年时代的恩师：
绛帐追思，春草池塘犹昨梦；
素帷遥奠，燕山瓯水共含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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