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去探寻艺术的发展轨迹，定然绕不开魏晋，因为在中国美学史上，魏晋时期对审美特性有了自觉追求，通常被认为是“文的自觉”时代。

    汉末以来，随着经学衰落、玄学兴起，书画作为审美的艺术形式之一成为社会交往的重要内容，书画创作在文人士大夫阶层中蔚然成风。上层士族把文字书写作为人物品藻中展现自我风范的绝佳手段，书法之雅俗甚至成为衡量人品高下的标准之一。到了魏晋时期，严谨和工整的汉隶演进为意蕴生动的行书，这一艺术形式的发展也是渐进的。

    从汉末到西晋之间，士人用笔依然严肃，《天发神谶碑》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庄严和沉稳是主要风格，笔画之间的组合方劲有力，篆书的圆转用方折取代，这自然是作者的有意为之。这一时期的士人开始打破重群体的思想，向追求自然、强调主体转换。钟繇宣称“笔迹者界也，流美者人也”，美学家宗白华对此解释道：“笔蘸墨画在纸帛上，留下了笔迹，突破了空白，创始了形象……从这一画之笔迹，流出万象之美，也就是人心内之美。”

    到了东晋，审美之风又在悄然变化。东晋偏安江南，士人在山水中怡情悦性，寄寓自己的抱负。王羲之就将汉魏拙朴书风转为自然流美书风，与东晋文人雅士风流倜傥的人生姿态相合，使得书法具有了怡情的效果。显然，王羲之的书作是对老庄精神的践履。庄子曾说“真者，精诚之至也”，可以说“真”是一种至淳至诚的境界，正如王羲之的叔叔王廙在教导王羲之时所言，“画乃吾自画，书乃吾自书”，魏晋审美的魅力就在于它的纯情和率性。

    与西晋时期相比，东晋的审美思想脱离了诸多禁锢，这一时期的士人对自然的欣赏突破了将自然进行道德比附的狭窄审美，脱离了“仁者乐山，智者乐水”的束缚，而是将热烈的情感渗透到自然本身，又继而享受自然带来的舒畅澄明的心境。此外，王羲之一改楷、行、草书的传统写法引起时人讥议，他却不以为然地自评道：“吾书比之钟张，钟当抗行，或谓过之，张草犹当雁行。”王羲之对钟繇、张芝等大书家不肯“俯首称臣”反而高自标誉，这种态度正是魏晋艺术个性意识觉醒的明证。

    在魏晋艺术审美的演变中，士人的主观推动作用不容忽视，而魏晋风度又是其中的主因。《世说新语》对魏晋之风有多处描述，例如在“任诞”篇，王子猷一时兴起，雪夜访戴未成率性而返，坦然曰：“吾本乘兴而行，兴尽而返，何必见戴？”这展现的正是魏晋之士的自由心灵和自由个性。同时，魏晋好品藻，“韵”就是用来指一个人的风神姿态和内在品性。我们可以从《世说新语》中看到多处用“韵”对人物进行品评，如“风韵”“天韵”“风气韵度”“拔俗之韵”“风韵遒迈”等，这种发现个体价值和张扬自我意识的观念对魏晋艺术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回顾整个魏晋时期，受玄学思想、道家思想的影响，魏晋士人常常超越具体物象的限制，追求以自然为美的审美情趣和玄妙的精神境界，他们对自然、社会、人生都表现出形而上的哲学追求。书画艺术作为人的精神外延，士人必然在其中表现他们对“韵”的追求，对人生的体验，对生命的思考。宗白华在《论〈世说新语〉和晋人的美》一文中指出：“魏晋人则倾向简约玄澹，超然绝俗的哲学的美。”魏晋的艺术审美已经从具体的意象变成了不必应言、不必具象，仅以线条或浓或淡或枯或润的游走墨迹，体现超越言象之上的玄妙之意和幽深之理，抒发着个人的情感，表达着对宇宙的认识和思考。这种对于内在美、内在神的追求，是整个魏晋时期的写照，而这种审美倾向又反过来影响着士人的思想和言行。

    魏晋名流以其特立独行的人生态度和审美情趣，在艺术方面拥有了独特造诣，学者罗宗强评价“他们变成大地上真正的诗”。正是这些在魏晋士人身上流淌着的生命情思和宇宙精神，让这一时期人自身的存在就成为一门独特的艺术。

    （作者单位系山东省枣庄市枣庄实验学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