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浙江省温州中学120多年的历史中，名师云集，其中执牛耳者非朱自清与金嵘轩莫属。
1920年，朱自清从北京大学哲学系提前毕业，来到杭州开始执教生涯。可学识渊博的好学生并不等同于授课有方的好老师，他的教学常受非议。朱自清最初上课并没有注重与学生的交流互动，只是照本宣科地灌输知识，因此学生对他的教学有所抵触。这让他对自己的教学能力产生了怀疑。
受新文化运动影响，朱自清开始尝试创作新诗。1923年初，《毁灭》发表，轰动诗坛。带着诗坛盛誉，带着扎实的文学功底和新文学理念，朱自清往南边的温州去了。这与另一个人不无干系。
此前，怀着“科学可以救国”“教育可以救国”的理念，金嵘轩留学回国后到浙江省立第十中学（今温州中学）任国文教师兼图书馆主任。他雄心勃勃地投入学校教育工作中，结合留学、实践中的所思所想，提出“国以才强，校以师兴”的主张，要以有智慧的教师点燃学生的智慧之火。
为寻找优秀教师，金嵘轩拜访了商务印书馆编辑、同乡好友周予同，得知“最好的人选”正是朱自清，便向校委会举荐。
1923年2月，朱自清应聘来到省立十中担任国文教师，兼授公民与科学概论。同时，金嵘轩升任省立十中师范部主任。在这个大舞台上，两个灵魂——一个温良，一个孤傲——前所未有地接近。
朱自清初来乍到，尽管3年的实践让他的执教能力得到极大提升，但有此前在学校不被学生认同的心理阴影，难免对授课有些担忧。金嵘轩善解人意，十分认可朱自清的教育理念，在第一堂课上便出面隆重介绍朱自清，全力支持其开展教学工作，勉励学生认真学好国文。这个细节让朱自清难以忘怀，比起其他“将教育看作权势和金钱的阶梯”的学校管理者，金嵘轩给了朱自清绵长的温暖。
擎着新文化运动火炬而来的朱自清不负厚望，给文言文占据主导的省立十中带来一缕白话革命的新风。他给学生荐读《新青年》《向导》等新文学杂志，指导学生创办“血波社”等进步社团和读书会；着手教材改革，精选《狂人日记》等大量白话文作品，印成讲义供学生学习；写作白话散文，给学生作示范……
在省立十中，朱自清完成了从诗人到散文家的初步转型，他开始重新审视散文的价值——散文自由奔放，可以清晰畅快地表达所思所想、所爱所恨，面向大众，雅俗共赏。
这一变化与其教书经历密不可分。教学中，学生创作诗歌难度极大，所以朱自清推行白话文，引导学生创作较简单、通俗的散文，也亲身示范创作散文，一位散文大家呼之欲出。
朱自清的学生陈天伦回忆：“朱先生来教国文，经常提一个黑色皮包，装满了书，不迟到，不早退，管教严，分数紧……那个时候我们读和写，都是文言文。朱先生一上来，就鼓励我们多读多作白话文。《窗外》《书的自叙》是他出的作文题目，并且要我们自己命题，这在作惯了《小楼听雨记》《说菊》之类文言文的我们，得了不少思想上和文笔上的解放。”在朱自清的影响下，朱维之、苏渊雷、马星野等人开始崭露头角。
当时省立十中也有部分学生思想封建保守，他们组成小团体，极力排斥朱自清的教学。金嵘轩得知后，并没有单纯运用管理者的威严或行政手段解决问题，而是将自己的儿子金溟若交由朱自清培养，立场鲜明。
朱自清在省立十中任教期间，金嵘轩还邀请这位好友为学校创作校歌，沿用至今。其中“英奇匡国，作圣启蒙”一句，承载着金嵘轩和朱自清对“英才匡扶国家，作圣贤去启蒙大众”的期望。其在广阔的历史时空中回答了“培养什么样的人”这一问题。八个字阐释了学校办学的精神内核，金嵘轩和朱自清两人的言行，则是这句话最好的注脚。
1923年10月，朱自清在阴沉的暗幕中徘徊许久，终于叩响了金嵘轩家的木板门。木门再“咯吱”一响，满头白发的金嵘轩已经站在那里。这一年金嵘轩才37岁，朱自清当然知道好友的白发是怎么回事：全国政局动荡混乱，政府根本无教育经费下发给省立十中。而教职员工的薪水发放、日常必需的教学开支等，样样都需要钱。
当月，朱自清收到宁波四中和春晖中学的邀请，他可以兼两份工，并能按时拿到薪水，朱自清北上的企望日益清晰强烈。但他深知省立十中在其经济无立锥之地时给予的帮助，知晓好友金嵘轩在其碰壁时给予的包容和支持。他实在不忍心离开，更不忍心在临走前还要向这位生活拮据的兄长好友借取路费，但是，人生之路在此时已经越走越窄……朱自清嗫嚅着说明来意，并最终说出“想借六元钱”。金嵘轩也理解大环境对朱自清的压迫，仍一贯保持他对朱自清的包容，晃开破办公桌一侧卡住的抽屉，拎起一个满是锈迹的小铁罐，拿出银元递与朱自清。
金嵘轩叮嘱朱自清，等来年学校经费情况好转后，一定要再回来。朱自清也答应再来，更何况他是只身北上，妻子和孩子都还留在温州。
1924年10月，军阀进入温州城作乱，朱自清赶忙带走全部家眷。尽管有无限期望，但金嵘轩再未等到朱自清。
这也是金嵘轩和朱自清各自人生的转折点，两人的生命在激烈的变奏中走向新的高峰……
（作者单位系浙江省温州中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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