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种教育家，穿越历史长河依然闪烁着进步思想和时代人文智慧的光芒，至今仍影响和指导着我国教育文化事业的发展与实践。他青年时期投身“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散文和诗歌创作一举成名，时评为“步冰心之后武”。20世纪30年代留学日本，专攻民俗学和神话学，回国后投笔从戎兼战地文学写作，后来一直在高校从教、专心治学，被誉为“中国民俗学之父”。

    他就是钟敬文先生。作为我国民俗教育的一代宗师，我们无不佩服他一生中拥有太多的“第一”：北京师范大学一级教授，一生创立民俗学和民间文艺学两大学科，建立“中国民俗学派”；与郭沫若先生、老舍先生一起参与创建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招收新中国第一批民间文学专业研究生；成立全国高校第一个民间文学教研室；主编我国大学教育史上第一部民间文艺学高校教材和第一部民俗学高校教材……

    成绩和盛誉面前，钟敬文先生却十分谦卑，他常常挂在嘴边的话是“我是时代的小人物，生平没有丰功伟绩，没有赫赫声名，只是一个耕耘时间较长、涉猎园地较广的诚实的农夫而已”。作为学术“平民化”的倡导者，钟敬文认为“民”才是时代的大人物。

    钟敬文先生是从田野里走出来的民俗学家，“田野”是他一生治学的真实写照。从20世纪20年代开始，钟敬文先生就深入自己熟悉的家乡开展民间文学的田野调查，并在“一时间，像疯子一样，拼命向周围搜求民歌、谚语和故事”。带着田野的芳香和对民间文学事业的挚爱，钟敬文先生协助顾颉刚等成立了我国第一个调查和研究民俗的学术团体，编辑了一系列有关民俗的书籍。他强调“有两件事必须抓住，一是田野，一是理论”。正是有这样的动力“引擎”，钟敬文先生一辈子深入生活，涉足多个民族地区，写下了一大批学术论文，成为我国提倡用人类学、民俗学、民族学的观点研究民间文学的首批学者之一。钟敬文先生的治学，也丰盈了一代代学人俯下生活、谦卑前行的人生。

    钟敬文先生常常告诫学生“人品是第一标准，其次才是学问”。他始终重视民众教育事业，对学生的道德品质要求很严格。作为民俗学的学科带头人，他常常自省“我作为研究生的导师，感到自己的不足，有点苦恼，不时心里嘀嘀咕咕”。

    “大事不糊涂，小事不挂心。”这是钟敬文先生经常用来自勉并教育学生的话。他眼中的大事，无不是自己所从事的研究、培养后学的教学、为推动学术发展开展各种活动……而他所说的小事，既是指那种为了利禄功名而追逐的蝇营狗苟，也包括个人物质生活上的各种要求。

    他常常对学生说：“我一息尚存，就要为所从事的科学竭尽智能。因为它已经成为我整个生命的有机部分了。”钟先生即使百岁高龄患病住院，还给家里和学校打电话安排教学科研工作，坐在医院的沙发上为学生讲课，约见十几个学生到病房汇报学习情况，就是在临终前的几个小时，还在为“我有好多事没做”而遗憾。

    “零落成泥碾作尘，只有香如故”。钟敬文先生将自己的生命看作“花泥”，一生之愿就是让中国大地绽放更美丽的民俗之花、教育之花、文化之花。